……我站在宅院后面的高墩旁,看宅院后楼底下住着的白胡须老人爬在那棵火桑上。风从宅院西侧的弄堂里掠过来,他的白须在风中乱舞。他身后的桑枝上爬满了黑乎乎的毛虫。都在一耸一耸地弓着背。一旁的那两棵冬枣树上结满了冬枣。我很诧异,这冬枣怎么像是山东大枣,通红通红的。老人在桑枝上怱怱悠悠地走,他竟一直朝冬枣树走去。这时,一只大鸟飞了过来。大鸟的双翅展开时,竟成了一块很大的乌云,将大桑树遮得严严实实。我踮着脚尖,想叫老人赶紧下来,但是喉咙里一时竟发不出声音来,我着急得直跺脚也是没有用……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人想通过桑树,攀上高高大大的冬枣树,去采摘冬枣。但是,那是宅院后侧门外徐家的二子。他最终被桑树上的毛毛虫蛰得满裆的红色,痛得直跳脚,却依然不肯放弃手中捏着的冬枣。可是,在梦中,攀爬在桑树上的人,怎么成了宅院后楼底下的白胡须老人呢?
老人是在一天下午被人接走的。据说是去乡下长住了。老人走后,他住的那间临时间隔的木板并没有被拆除。我曾从木板缝中偷看,里面的桌子,椅子,床铺以及他经常躺的那张藤椅都在。只是桌子上已不见了他的那把黄黄的铜水烟壶。我那时估计,老人不久便会回来。
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像是改善了许多。按我父母那时在家里的私下说法,是商店里实行了“拆账制”。我那时并不懂“拆帐制”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家经济条件的改善肯定与“拆帐制”有关是必然的。在我父母的商店中,我母亲的技术虽然一般,但我父亲的技术却是一流的。他能根据顾客的脸型和癖好,剪出让顾客满意的发式。
按小镇人的说法是;“顶上功夫十分了得。”据说,最厉害的,是我父亲手中的那把剃须刀。任是顾客满面络腮胡,胡子茬硬得像钢丝,让别的师傅人人怵头的硬茬活儿,在我父亲的手底却并不算什么难题。父亲能将顾客的满面络腮修成满脸溜滑,摸不出一根胡子茬。所以,父亲的顾客都是常客,是铁定要父亲帮助修理的。如果顾客上门时,父亲不在店堂,顾客会立马掉头,等一会儿再来;如果遇上父亲正手中忙着活,顾客宁肯在一边的椅子上稍候,那怕别的师傅手中正没活着,也不会假他人之手。只要父亲在店里上班,他的手中一般是不会空的。
多年之后,县城的一家上档次的理发店曾想调父亲过去。据说,那时为了验证父亲的手艺,还特意安排了他们公认为是难剃头的顾客。但在父亲的手中,照样让他满意而回。后来父亲因此被评为技师七级。这在这个行业中,一县范围内是最高级别了。但父亲却并不因此心动,他去县城那家上档次的理发店只是想学烫发技术。没过几天。父亲便回小镇的店铺,增添了烫发服务。
在这样的情形下,商店实行“拆账制”，对我家显然最为有利。最为有利的显着变化是;我家一改只饲养母鸡母鸭的习惯,开始饲养起了公鸡。而且,父亲买回来的常常是半粒子大还没长全羽毛的小公鸡。这种小公鸡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绒毛没脱尽,硬毛没长全。翅膀后面,屁股上面,甚至肚子上都是光秃秃的,露出红红的皮肤。小镇人将这种鸡称作;“赤膊鸡”。这是十分形象的叫法,也是十分拟人化的叫法。
试想,一个半粒子大的男孩,光着身子,不穿衣服,该有多难看!男孩可能会羞红了脸,用双手捂住私处,朝没有人见的地方躲。“赤膊鸡’却全然不顾这些,照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张开它那两支长腿东跑西颠地争食吃。
小公鸡买来后没几天,父亲便会请来阉鸡师傅,将这些小公鸡一只一只阉割了。在阉割小公鸡时,我总会在一旁看个仔细;父亲用喂食的办法招拢小公鸡。然后,趁小公鸡低头啄食时,抓捕它们,往往争食的小公鸡都很贪吃。父亲撒出的食料又少。父亲常常能一抓一个准。
抓住一只小公鸡后,父亲并不用绳索缚住它的脚。而是直接将它递给阉鸡师傅,阉鸡师傅早已将围单垫在自己的双膝上,包着小刀和套索的小布包已被打开了放在他坐着的小櫈边,阉鸡师傅伸手接过父亲递来的小公鸡。将鸡的双脚往他自己垫着围单的双膝间一夹。鸡便再不能动弹,但是,小公鸡似是很不甘心,伸长了脖子,朝他翻着白眼。他却不慌不忙地用手在鸡几乎赤裸裸的身子上轻轻抚摸了一把,鸡便安定了下来。
他弯腰从打开的布包中取出一把没有插入鞘的小刀,另一手的手指在小公鸡的翅下与大腿之间来回轻点了一番,似是在寻找合适的部位。小刀的锋口便朝找准的部位轻轻划了下去。小公鸡的软肋处被划出了一条短短的缝,血只是微微地有些渗出。他也不管这些,将刀放回布包,又从布包中取出那片铁皮制的绷弓,将弓的两头,折端,轻轻插入划出的缝中,被弯起的绷弓顿时撑开,一个小方口便呈现在鸡的软肋处。小公鸡此时应该很痛,它“哇”地叫了一声,朝他连续翻着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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