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当我再看到那瓷钵时,钵内已是凝结成一钵乳白。沿钵壁一圈微微隆起。姐后来悄悄地问我:“你知道那天乡下阿伯送来的那只鸡到哪里去了吗?”姐的脸上满是炫耀,我却是一脸茫然。姐用手悄悄指了指倒挂在钩子上的鸡,说“呶!”我朝那只脖子垂得好长的光鸡看了看,觉得似乎不太像。姐见我不信,便强调着说:“真的呀!”我问姐,那它身上的毛呢?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鸡送来时,两只脚被用草绳捆着,还扑着翅膀,哇哇乱叫呢!姐说:“鸡被杀了嘛,当然要拔掉它的毛了,不然怎么煮熟了吃呀!”我仔细地仰头看着,发现鸡垂着的脖子上,果然被割了一道血糊糊的口子。但是,仍然不明白,这么多毛是怎么被拔掉的。我记得,那天,姐要拔几根鸡屁股上的毛,不是拔不下来呢!后来,还是父亲帮助拔下来的。拔时,鸡使劲地扑闪着翅膀,痛得哇哇大叫。这全身的毛被拔下来,鸡不是要痛死了吗?问姐,姐也是一脸茫然。后来,母亲帮姐做了一个毽子,那几根羽毛插在毽子上,毽子在几个女孩的脚上被踢来踢去,红色、黑色、金色三色并存的羽毛,在空中飞来飞去,带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快乐。
阴历十二月廿九晚,是故乡小镇约定俗成的小年夜。到了这一天的晚上,天才刚傍黑,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已早早围坐在了餐桌边,母亲忙着斟出自己新酿的米酒,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红晕。幼年时的我,与酒是无缘的。至多父亲将他的酒盅递过来,让我浅浅地抿上一口。
父亲的酒量似乎并不好,几盅米酒落肚,他的话便会多了起来。母亲平时不喝酒,但在过年时会浅浅地喝上一盅。喝了酒的母亲,脸色艳如桃花。我知道,小年夜只是除夕夜的预演,虽然餐桌上的菜比平时多了许多。但是,当我真正面对这么多菜，知道可以放开肚子吃时,却感觉已是吃不下了。
大年三十的上午,小镇人满脸都已是过年的满足。那天下午二时许,小镇所有的商铺便开始“乒乒乓乓”地上店板。到了三点钟,小镇的青石板街道上已空无一人。各家各户准备好的大菜都将陆续上桌。家家户户所有的人。都团坐在餐桌边等待着一个一个装满菜肴的碗盆端上餐桌来。
这个时候,是甄别谁是这个家庭真正的主人的最佳时机。在灶台上忙得团团转转的必定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忙着将出锅的菜肴端上桌的,必定是配角。当然在菜肴还没有上齐时,我已是饱了,是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看饱的。其实,肚子里似乎并没有吃下多少东西。
在幼年时的印象中,似乎快乐并不是来源于餐桌上的菜肴有多少,以及菜肴的美味如何。而是来自于全家一齐团团而坐的那种和睦的氛围。父母照例是端着米酒小酌。在这个时候,我感受最多的是父母慈爱的目光。在这慈爱的目光中,我看到了父母的期待。
尽管我再三地表示我已饱了,再吃不下了。母亲还是起身给我盛来了一小碗饭。我呆坐地桌边,朝着那浅浅的一小碗米饭发呆。母亲俯近我,悄声哄我,让我举筷吃上一小口。见我终于勉强咽下一口饭后,父亲已经掏出了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我知道,只要拿到了压岁钱,我就可以下桌了。母亲将我吃剩的那碗米饭放入菜橱中,这是讨了一个“年年有余”的吉利口彩呢。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从父母期待的目光中,我读到了快快长大的意思。但压岁钱的含义又似乎是;一直停留在这个岁数,压住了不让岁数往上涨。这不是矛盾着吗?也许,在父母的内心,一直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既盼我长大,又害怕我长大。长大了,可以传承父母未能实现的理想和希望；但是,长大了,又不可避免地将离父母而去,去自己品味人生的坎坷与生活中的艰辛。
年夜饭后,照例是母亲忙着收拾满桌的剩菜和碗筷。而我们则围着父亲,听他讲故事。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机,更没有什么春节联欢晚会。除夕夜,电影队也绝不会来小镇放电影。听父亲讲故事,无疑是唯一的娱乐节目了。
喝了酒的父亲,讲故事会更加地绘声绘色。幼年时的我,并不能分辨出故事中有多少张冠李戴。只觉得故事情节精彩、引人入胜。母亲洗刷完后,也会悄悄地坐在我们的身后,边听父亲讲,边拿起鞋底纳鞋。那个时候,我们穿的鞋,一般都由母亲亲手制作。用碎布,旧布纳成的千层底 ,又牢固又耐穿,鞋底不容易被磨破。
当窗外响起第一声爆竹声时,我往往已在父亲的故事中进入了梦乡。不管父亲再三地吓唬说:“你一闭上眼睛,那只凶恶的年,便会从窗口跳进来把你抱走!”也不管姐在一旁再四地拉我的衣袖,我只管自己瞌睡着垂着头,身子在櫈子上东倒西歪。母亲看我实在坐不住了,便放下手中的活,将我抱去床上。
所以,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姐总会来羞我的鼻子,说我是一只贪睡的小狗。害得她也没有听完父亲的故事。但是,大年初一的早晨,却总会有更让我们兴奋的事情等待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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