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扬州，本该是“夜市千灯照碧云”的繁华时节。可自打七月里，江对面江宁府那遮天蔽日的营寨和日夜不休的操演声隐约传来，这座“行在”之城，便像是被抽干了底气的病人，一日憔悴过一日。
消息是捂不住的。先是有从江宁、镇江过来的行商，在茶馆酒肆里压低了声音，说起北岸如何兵甲耀目，粮船如何阻塞运河。接着，往江北贩运丝绸茶叶的商队，回来都说各条北上的官道都设了严卡，盘查极紧，寻常人根本过不去。到了八月，连扬州府衙里那些鼻子最灵的胥吏都开始私下变卖家当，将妻小往更南边的老家送了。
等到九月十八，长江北岸那场惊天动地的誓师，虽然隔着浩浩江水，但那低沉如闷雷的鼓声、隐约可闻的海啸般的呐喊，还有江面上陡然增多的、游弋不定的炎军水师快船，终于将最后一点侥幸心理也碾得粉碎。
大炎，真的要打过江来了！目标直指扬州！
恐慌如同瘟疫，一夜之间席卷了这座临时都城。
九月廿五，天还没亮透，扬州旧城的“淮南东路制置使司”衙门（现被充作南宋小朝廷的主要办公地）里，便已灯火通明，乱成了一锅焦糊的粥。
正堂上，临时充作朝会的厅堂内，弥漫着一股绝望、焦躁和汗腺过度分泌的酸腐气味。昔日汴京皇宫里那些精美的熏香、清雅的茶点，在这里是见不到的。只有几张粗笨的公案，几十把高低不一的椅子，以及墙上几幅墨迹犹新、却已沾满灰尘的“中兴”、“还我河山”之类的字幅。
坐在上首的，是面色苍白、眼圈乌黑、裹着一件厚厚锦袍仍显得有些发抖的赵构。他这“皇帝”当得窝囊，从应天府跑到扬州，一路颠簸，龙椅还没坐热乎，对面的刀锋就已经快要架到脖子上了。他左手边，站着同样神色憔悴、却强撑着几分硬气的宰相李纲和留守司统制宗泽。右手边，则是面皮白净、眼神闪烁的副相黄潜善和知枢密院事汪伯彦。
堂下，挤满了从各地逃来、或勉强留在扬州的文武官员，个个衣衫不整，面带菜色，有的靴子上还沾着泥，显然是仓促赶来。他们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声音越来越大，满是惊惶与争执。
“决不能坐以待毙！趁敌军立足未稳，当集中兵力，北渡迎击，御敌于江北！”一个穿着旧宋军铠甲的将领梗着脖子吼道，他是从淮西溃退下来的刘光世部下一个统制官，“咱们在江北还有几处营寨，水师也还有些船只，背水一战，未必没有机会！”
“迎击？拿什么迎击？”立刻有人嗤笑反驳，是个从临安（杭州被占后，南宋重心在扬州）逃来的户部员外郎，“江宁对岸聚集了多少兵马？二十万！三十万！都是方腊这些年精练的新军，还有那劳什子会喷火打雷的‘神机营’！咱们这边呢？张俊将军的人马在淮西被金人打残了还没补齐，韩世忠……哼，投了贼了！刘光世将军的兵倒是不少，可你看看外面，军心还剩几分？粮饷又能支应几天？这时候过江，不是迎击，是送死！是让将士们白白填了江鱼！”
“那你说怎么办？拱手让出扬州，继续往南跑？跑到哪里去？福州？广州？还是躲到海上去？”主战的将领怒目而视。
“南狩……也未尝不是权宜之计。”一个声音幽幽响起，是站在黄潜善身后的一位老翰林，“方腊势大，锋芒正盛。昔年高祖尚有白登之围，光武也曾避更始锋芒。陛下万金之躯，系天下苍生之望，岂可轻蹈险地？不如暂避其锋，迁都临安（此指更南的绍兴或明州），联络四方忠义，徐图恢复……”
“放屁！”一声暴喝打断了老翰林的嗫嚅，只见宗泽须发戟张，猛地踏前一步，指着那老翰林的鼻子骂道，“迁都？再迁就到海里去了！金人还在北边虎视眈眈，现在又要南避方腊？朝廷威信何在？将士之心何存？江北百万遗民之望何寄？！今日弃扬州，明日就要弃两浙，后日这残山剩水，还能有你我立足之地吗？！”
他转身，冲着赵构噗通跪下，以头抢地，咚咚作响：“陛下！万万不可再退了啊！扬州虽非雄城，但背靠大江，漕运尚通，城中尚有数万可战之兵，江淮之间，更有无数心念故国的义民豪杰！当此存亡之际，正需陛下乾纲独断，振奋士气，坚守扬州！一面整饬防务，加固城垣，一面遣使联络湖南、四川诸路，甚至……甚至可尝试与金人斡旋，陈说利害，使其暂缓南逼，或可形成犄角之势！若陛下一意南狩，则人心离散，大局崩坏，悔之晚矣！”
宗泽声泪俱下，额头已磕出血印。他是真的急了，也是真的绝望。他深知朝廷这点家底，也清楚对面大炎的强势。可他更明白，一旦放弃扬州这个最后的政治象征和江北支点，这个仓促拼凑的南宋小朝廷，就真的离树倒猢狲散不远了。
赵构被宗泽这一跪一哭，弄得手足无措，脸色更白，求助般地看向黄潜善和汪伯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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