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蛰的雷声还没在杭州城上空炸响，另一场没有雷声的风暴，却已猝然降临，刮得满城人心惊肉跳。
事情的引子，小得不起眼。正月刚过，杭州城里几家老字号的米行、布庄、盐号，忽然像约好了似的，开始悄悄地、却又持续地提高收购“钱引”的折价。所谓“折价”，就是商家收你一张面值一贯（一千文）的钱引，不肯按官价给你一贯铜钱或等值的货物，只肯给九百文，甚至更低。
这本是私下勾当，做的隐蔽。可偏偏，城西“瑞丰昌”米行的老掌柜，正月里吃多了肥腻，中了风，瘫在床上口不能言。他那从松江府过来接手生意的侄子，是个愣头青，不懂这里头的门道和忌讳，又急着盘账，竟把店里收兑钱引的暗账，连同与其他几家往来的密信，一股脑儿打包，交给了上门核税的户部税吏。
税吏起初也没在意，只当是寻常商家偷漏税款的证据。可带回去一审，那暗账上记录的收兑钱引数额之大、折价之狠、涉及店铺之多，立刻引起了警觉。这已超出了普通逃税的范畴。税吏不敢隐瞒，层层上报，最后文书到了赵普案头。
赵普只看了一眼，瞳孔骤然收缩。他立刻找来主管钱法的郎中，又密调了近期市面钱引流通的监测记录。两相对照，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轮廓浮现出来：从正月底到二月初，短短十余日，杭州城几个主要商业区，钱引的实际购买力，正在被一股暗流无形地打压。虽然波动幅度还不算巨大，但这种有组织、有目标的行动，出现在北伐筹备已到最后关头、金融稳定压倒一切的敏感时刻，其用心可谓歹毒。
赵普没有丝毫犹豫，当夜便带着所有证据，叩响了韩冲的门。
接下来的三天，杭州城表面依旧熙攘，暗地里却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悄无声息地攥紧了这座城市的某些脉络。
侦察司那间终日门窗紧闭、气味浑浊的总档口里，灯火通宵达旦。韩冲调集了最精干的人手，分成三路。一路，由几个面相最是老实憨厚、擅长与人攀谈的“粘杆处”（专门负责市井监听、线索初筛的部门）探子，扮作着急用钱的小商人或输了钱的破落户，拿着钱引，到那几家被锁定的米行、布庄去试探、兑换，仔细观察店家伙计的神色、言语，套问收兑规矩，甚至故意争执，引出幕后管事的。
另一路，则动用安插在杭州府衙、各坊市管理衙门乃至商会里的暗桩，调取近年来这些涉案商号的背景资料、东家掌柜的履历亲朋、与官府往来记录，尤其是与那些罢官去职、却仍寓居杭州的前宋遗臣们的蛛丝马迹。
第三路，也是韩冲亲自盯着的，则是顺着“瑞丰昌”密信中提到的几个模糊人名和代号，进行反向追踪、交叉验证。侦察司养着几个过目不忘、精通各地方言笔迹的“档案鬼才”，能在浩如烟海的陈旧文书和杂乱情报中，找出常人忽略的联系。
三天不眠不休的梳理、比对、审讯（秘密拘捕了两个关键的中介牙人）、推理，一张虽然仍有缺漏、但主干已足够清晰的黑网，渐渐浮出水面。
网的中心，是一个叫顾鼎臣的人。此人年近六十，瘦削矍铄，蓄着一把修剪得极讲究的花白山羊胡，日常穿着半旧但料子极好的杭绸直裰，出入皆乘一辆青布小轿，低调得几乎不像个曾经官至礼部侍郎、门生故旧遍布江南的人物。他在前宋时便以善于理财、与江南豪商关系密切着称，汴京陷落后，他随流南下，托病不仕新朝，在杭州西湖边买了一处精巧别业，每日不过莳花弄草、与几个同样寓居于此的老友诗文唱和，看起来是个再典型不过的“前朝遗老”。
然而，侦察司查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顾鼎臣的别业，每月总有几批神秘的“访客”，多是夜间乘小舟自西湖而来，天亮前悄然离去。他的日常用度看似简朴，实则开销极大，资金来源成谜。更重要的是，通过那几个被捕牙人的供述和密信笔迹比对，韩冲确认，最初串联几家大商户、提出“趁朝廷北伐用钱之际，以市价波动为幌子，联手压低钱引信用，搅乱市场，既可牟取暴利，亦可……给新朝添点堵”这个主意的，正是这位顾老先生。他甚至通过旧日关系，隐约暗示，北方（指赵构南宋朝廷）对此乐观其成，事成之后，必有厚报。
几家参与的豪商，也都不是无名之辈。有祖籍徽州、在苏杭经营绸缎茶叶近百年、号称“沈半城”的沈氏家族当代主事人；有靠着漕运和盐引在前宋发家、如今依旧把持着部分运河货运的“漕帮”背后金主之一；甚至还有两家与海外贸易密切相关、在李俊船队开辟新航线后利益受损的巨贾。他们或因利益受损而对新朝政策不满，或因惧怕北伐成功后会进一步触动其垄断地位，或被顾鼎臣描绘的“乱中取利、两头下注”前景诱惑，最终纠结在了一起。
他们的计划并不复杂，却很毒辣：利用手中庞大的商业网络和资金，在杭州这个新朝金融中心，持续地、小幅度地打压钱引价值，制造市场恐慌和疑虑。同时，在江淮前线大军即将开拔、后勤补给对钱引依赖加深的关键时刻，在后方散布“钱引将成废纸”、“朝廷准备以新钱换旧引、实则大敛钱财”之类的谣言。他们算计着，只要引起哪怕局部地区的金融波动和物资抢购，就足以干扰北伐大军的后勤调度，打击军民对新朝货币的信心，甚至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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