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瑟的秋风卷着营区的白杨叶，在广播喇叭下打了个旋。“裁军”的消息像块巨石投进平静的湖面，肖春生站在连队宿舍前，听着广播里激昂又带着不舍的动员词，手里的搪瓷缸被攥得发烫。缸沿的“为人民服务”磨得发白，像他这几年在部队摸爬滚打的日子——扎实，却也到了该转身的时候。
“春生，你真要走？”孟金柱扛着行李从楼里出来，军装上的领章还没摘，眼眶红得像兔子，“团里说了，你是重点培养对象，能留下的。”
肖春生笑了笑，把叠得方方正正的军装放进背包。军装的袖口磨出了毛边，那是匍匐时蹭的；肩上有块浅褐色的印子，是背电台留下的。“留不下那么多人，我这副指导员，先带头吧。”
他顿了顿，看向文工团的方向，声音软了些，“再说，家里还有我爸等着，总不能让他老惦记。”
孟金柱知道他没说全。这几天贺红玲总往连队跑，文工团的精简名单里没她——团长拍着桌子说“贺红玲的小提琴是台柱子，必须留”，可她看肖春生的眼神，明明白白写着“你去哪，我去哪”。
果然，傍晚时贺红玲来了，背着个军绿色的行李包，里面装着她的小提琴盒。“我的退伍报告批了。”她把一张叠得整齐的纸递给他，字迹清秀却透着股执拗，“团长骂了我半天，说我傻，放着文工团的铁饭碗不要。”
肖春生捏着那张纸，指尖触到“因个人原因，申请退伍”的字样，喉咙突然发紧。他知道她为这把琴付出了多少——从筒子楼的天台到文工团的舞台，指尖的茧子结了又掉，可现在，她为了他，说放就放了。
“红玲，你……”
“别劝我。”贺红玲打断他，抬头看他，眼里的光比舞台灯还亮，“你说过，往后的路一起走。在部队是走，回地方也是走，没差。”她晃了晃手里的推荐信，是团里开的，推荐到北京市剧团的，“再说，我这手艺，到哪不能拉琴？”
肖春生望着她，突然想起第一次在胡同里见她的样子。她靠在墙上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阳光落在书页上，她的眼神专注又倔强。这么多年过去，那份独立的韧劲儿一点没变，只是此刻，这股劲儿里多了个他。
回北京的火车晃了两天两夜。肖春生靠窗坐着，看窗外的白杨变成胡同里的槐树，军绿色的行李包放在脚边，里面装着他的军功章和贺红玲的小提琴。贺红玲靠在他肩上打盹，头发散在他的军装上，带着松节油的淡香。
“到了。”他轻轻推她。
火车进站时，肖艳秋带着父亲来接站。老人的身体硬朗了些，拄着拐杖，看见肖春生就笑，手在他胳膊上拍了又拍：“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目光落在贺红玲身上时，笑得更欢了，“红玲丫头，谢谢你啊，上次在医院……”
“伯父您别这么说。”贺红玲扶着老人，眼睛弯成了月牙。
筒子楼还是老样子，煤烟味混着饭菜香在走廊里飘。肖春生帮贺红玲把行李搬上楼，母亲的房间收拾得干净，墙上还挂着她和父亲的合照。
老人这些年因为红玲在文工团，有了津贴也有好前程，身体倒也因为精气神好了比以前更好些了，但这一退伍，老人心中又开始郁郁，贺红玲把琴就放在窗边的小桌上，阳光照在琴身上，泛着温润的光。笑着安慰母亲，“妈，我已经拿到市剧团的准考机会了，相信以你女儿的水平一定可以考过的，实在不行，你也得相信春生阿，他养的起你闺女，你别操心了。”
没过多久，肖春生接到了海关的报到通知。是部队推荐的，说他在部队练出的严谨和果断，适合搞查验。报到那天，他穿着新做的中山装，站在海关办公楼前，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牌子，忽然觉得肩上的担子换了副模样，却同样沉。
“肖科，这边请。”人事科的同志领着他往办公室走，推开一扇门，里面正坐着个穿海关制服的年轻人，抬头看见他，猛地站了起来。
“春生？”陈宏军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桌上，眼睛瞪得溜圆。他和肖春生还有叶国华是发小，春生和国华都参军去了，他则是上了大学后来毕业进了海关，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春生。
“宏军？”肖春生也愣了，随即笑了，“这么巧？”
“巧！太巧了！”陈宏军搓着手，眼里的激动压不住，“春生，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你可得多罩我！”
这也是春生才回来，一边忙着父亲的事，一边忙着贺红玲这边的事，还没来得及和之前的朋友聚，虽然之前也是知道宏军在海关，也没想到这么巧，这不，这突然一见，两人都很惊讶。
肖春生拍了拍他的肩：“咱们互相学习。”他不知道原着里陈宏军后来的路，可现在，他站在这里，成了他的领导——命运的齿轮，终究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换了轨迹。
海关的工作不轻松，查验、监管、缉私，桩桩件件都得瞪大眼睛。肖春生把部队的作风带了过来，报表做得比谁都细，查货时比谁都严，没出三个月，就把科室的工作捋得顺顺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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