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他总觉得当兵靠的是一股子冲劲，现在才明白，光有劲儿不行，还得有脑子。父亲清醒时偶尔会给他讲些战场经验，说“打仗不是蛮干，得懂章法”，他就把这些话都记在本子上，和书里的理论对着看，常常一看就到后半夜。
回到家时，煤炉的火已经弱了，他添了煤，又给父亲掖了掖被角，才坐在桌前，借着台灯的光给贺红玲写信。
信纸是从父亲之前的旧公文包里翻出来的，带着点陈年的纸味。他握着笔，笔尖悬在纸上半天，才落下第一行字：“红玲，见字如面。”
想写的话有一肚子。想告诉她父亲夜里又咳得厉害，他守了半宿没合眼；想告诉她今天跑步时摔了一跤，膝盖青了好大一块；想告诉她院里的老槐树叶落光了，风刮起来像哨子，听得人心里发空，想说他认识了一个不错的朋友。
可笔尖在纸上顿了顿，终究还是转了方向。
“昨天院里的猫下了崽，三只，全是白的，跟雪球似的。刘大妈说要送我一只，我没要，怕照顾不好。”
“我现在练单杠，也越来越厉害了！”
“你寄的糖收到了，我给我爸含了一块，他说甜，还问是谁给的，我说是……一个好朋友。”
写到“好朋友”三个字时，他笔尖重了些，纸页上洇出个小墨点。他笑了笑，又往下写：“文工团的排练忙不忙？别总熬夜练琴，记得添衣服。上次你说琴弓松了，我托人在乐器厂问了，说有批新弓子，等我弄到了给你寄过去。”
絮絮叨叨写了两页纸，净是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半句没提父亲的病，没说自己的累，更没提心里那点沉甸甸的焦虑。写完重读一遍，像在说别人的日子，轻快得不像他过的。
他折好信纸，塞进贺红玲寄来的信封里——那信封上印着文工团的地址，字迹娟秀，是她亲手写的。他摩挲着信封上“贺红玲”三个字，指尖像触到了她拉琴时绷紧的琴弦，心里忽然暖了些。
不能让她担心。他想。她在文工团该是意气风发的，练琴、排练、上台，日子该像她拉的《查尔达什》快板，明快又热烈。他这点辛苦，算什么？
过了约莫十天，贺红玲的回信到了。信封上沾着点松香末，拆开时，仿佛能闻到她琴盒里的味道。
“春生，你的信收到了。猫崽很可爱，下次寄张照片来看看？”
“你别太拼，小心伤着。我练琴久了手腕也疼，队长让我贴膏药，你要是哪疼了，也别硬扛。”
“琴弓已经换了新的，文工团发的，很好用。最近在排《红色娘子军》，我拉第二小提琴声部，每天练到很晚，不过很开心，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觉得浑身都在发光。”
“对了，上次你说喜欢听《流浪者之歌》，我找了份总谱，抄了一份给你寄来，虽然你不会拉琴，但看看谱子，说不定能想起调子。”
信纸里果然夹着张手抄的乐谱，字迹和她写“我等你”时一样，清秀有力，每个音符都像跃动的小尾巴。肖春生把乐谱铺在桌上，借着灯光看，虽然看不懂那些小蝌蚪似的符号，却能想象出她拉这段时的样子——弓子在弦上急转，眼神亮得像燃着火。
他忽然想起她信里的话：“站在舞台上的时候，觉得浑身都在发光。”那他呢？他的光，该是穿军装的样子吧。
他把乐谱小心翼翼地夹进《步兵战术》里，和她写的“我等你”纸条放在一起。那纸条已经被他摸得发皱，边角都卷了，却依旧清晰。
日子就在这样的通信里一天天过。他照顾父亲，练体能，啃书本，偶尔在信里跟她耍点小得意，说自己背会了多少条战术理论，跑步又快了几秒；她则跟他讲文工团的趣事，说哪个战友唱歌总跑调，说团长夸她进步快，偶尔会问一句“你那边冷不冷”，他总回“不冷，我火力壮”。
开春的时候，父亲的病好了些，能清醒一会跟他说几句话了。那天肖春生去医院看父亲，父亲忽然说：“春生，爸知道你想当兵。别惦记我，该拼就拼。”
肖春生鼻子一酸，蹲在床边，握住父亲的手：“爸，我等你好利索了再去。”
父亲拍了拍他的手背，没说话，眼里却亮了些。
晚上写信时，肖春生提笔写道：“红玲，快春天了，院里的槐花快开了，香得很。等你回来，我带你去看。”
窗外的月光落在信纸上，像一层薄薄的银霜。他知道，前路依旧难走，可每当看到她的回信，摸到那张“我等你”的纸条，就觉得浑身都有了劲儿。
有些辛苦，不必说。有些心意，藏在字里行间，她懂，他也懂。这就够了。
他要做的，只是快点、再快点，追上她的脚步。到那时，再把这些日子的不容易，笑着讲给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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