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专家们使尽了手段。最终，那名外务省官员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崩溃下，“招供”了。然而，供词的内容却让特高课的头目们感到一丝尴尬和失望。
据这名官员供述，他确实与那名美国人有秘密接触，但其动机纯粹是出于贪婪——他将一些过期的、非核心的外交档案和内部简报，偷偷复印后卖给对方，换取金钱。他反复强调，他从未接触过、也绝不可能接触到像日美高级别谈判策略、军备计划这样的绝密情报。他贩卖的，只是一些关于日本与中小国家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无关痛痒的二手信息。
那名美国人在酷刑下也证实了这一点，承认自己只是受雇于一家商业情报公司，目的是搜集日本商业环境的一般信息，用于市场分析，与政府间谍活动无关。
“报告首相阁下，”特高课长官硬着头皮，将这份并不光彩的“战果”呈报给近卫文麿，“我们…我们确实挖出了一个内鬼。但是…他的级别不高，窃取的也并非战略机密，与松冈外相所担忧的‘高层泄密’案，似乎…并非一回事。”
近卫文麿仔细阅读着报告，脸色从最初的期待，逐渐转为阴沉，最后化为一种混合着失望、疲惫和如释重负的复杂神情。他放下报告，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
他明白了。松冈洋佑的担忧，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误判。美国人对日本底牌的精准把握，极有可能源于他们高超的密码破译技术，而非内部出了高级间谍。这场轰轰烈烈、搞得东京鸡飞狗跳、让文武百官人人自危的大清洗运动，从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他们抓到的，不过是一个利用职务之便捞点外快的小蛀虫，根本不是什么能左右国家命运的大鱼。
继续深挖下去会是什么结果？近卫不敢想象。只会挖出更多类似的小鱼小虾，或者为了“完成任务”而制造出更多的冤假错案。届时，整个政府机构将陷入彻底的瘫痪和恐慌，官员们将不敢做事，不敢交流，生怕一言一行被曲解为通敌。这仗还怎么打？国还怎么治？
“到此为止吧。”近卫文麿抬起头，对特高课长官下达了指令，声音沙哑而果断。
“首相阁下？”特高课长官一愣。
“我说，就到此为止！”近卫加重了语气，目光锐利，“就以这个外务省的官员为最终结论。对外宣布，经过严密调查，已成功破获一起由美国情报机构策划、利用我政府内部人员窃取机密的重大间谍案！将所有过错——包括谈判信息泄露的嫌疑——都推到这个人的头上。他是唯一的主犯，案件已告破，余党已肃清！”
近卫的意图非常明确：必须找一个“替罪羊”来背下所有的黑锅，以此挽回政府和特高课的颜面，安抚躁动不安的军部，并向民众展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与效率。更重要的是，以此为由，迅速结束这场已经严重内耗和自残的政治运动。
“可是…首相，这样结案，是否过于仓促？万一…”特高课长官还有些犹豫。
“没有万一！”近卫文麿猛地打断他，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再搞下去，日本政府就要垮了！难道要让整个帝国官僚体系因为一个可能不存在的‘间谍’而彻底停摆吗？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是恢复秩序！这件事，必须就此画上句号！你去执行吧！”
“哈依！明白了！”特高课长官敬礼退下。他明白，首相这是在用政治手段解决一个无法解决的安全问题。
几天后，日本官方媒体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宣称破获了一起“外务省间谍案”，一名官员因向外国出卖情报而被捕，案件已审理完毕。报道轻描淡写，刻意模糊了细节。这场席卷东京的间谍恐慌，就这样以一种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近卫文麿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感到一阵虚脱。他用一个无辜者的牺牲，暂时掩盖了高层的一次重大误判，维持了表面的稳定。但他深知，真正的危机——美国的情报优势、日本对战略物资的致命依赖、陆海军之间不可调和的战略分歧——一个都没有解决。帝国的航船，只是暂时驶离了一场自我制造的风暴，正朝着前方更大的冰山，缓缓撞去。而那个被推出来顶罪的小官员，则成了这场荒谬悲剧中，一个微不足道却又典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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