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洛杉矶，比弗利山庄特纳庄园书房
壁炉里的火熊熊燃烧，却驱不散书房里冰冷的气氛。特纳·史密斯狠狠地将一份《纽约时报》摔在桃花心木书桌上，头版标题赫然是《总统提交新税收法案，旨在战争筹款与社会公平》。霍华德·修斯坐在对面，面色同样难看。
“疯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绝对是疯了！”特纳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指着报纸上关于“70%犹太富豪入籍税”和“最高边际税率提升至94%”的条款，“他这是明目张胆的抢劫！是对创造财富的人宣战！战争阴云还没压到美国本土，他倒先拿起刀收割我们这些养肥了国家的‘绵羊’了！他是不是忘了，他的新政、他的海军扩建，是谁的钱在支撑？！”
修斯阴沉着脸，补充道：“更可怕的是，特纳，我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这不像是一个即将结束任期、准备安稳退休的总统会干的事。这太激进，太不留余地了。他几乎是在挑战整个工商业界的底线。我怀疑…他是不是想打破传统，谋求第三次连任？”
“第三次连任？”特纳先是一愣，随即嗤之以鼻，“不可能！乔治·华盛顿立下的规矩，两届为止！这是美国政治的‘圣经’！他罗斯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就不怕卸任后，被他得罪透了的我们，还有那些南方的保守派，联手把他撕碎吗？”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特纳十三岁的儿子爱德华探进头来。他有着远超年龄的沉稳和敏锐，手中还拿着一本摊开的《美国宪法》注释本。
“父亲，霍华德叔叔，”爱德华的声音清脆，带着少年人的直率，“我刚刚在看宪法。第二条第一款只说了总统任期四年，可没写‘不得超过两届’。华盛顿总统的做法是惯例，不是法律。罗斯福先生如果真想竞选，从法律上讲，是找不到禁止条款的。”
特纳和修斯都惊讶地看向这个早熟的儿子。特纳皱起眉：“爱德华，这不是法律条文的问题，这是政治传统！破坏传统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爱德华走进房间，逻辑清晰地分析：“父亲，传统是建立在实力和共识之上的。如果罗斯福先生认为，当前欧洲的战争危机（他指了指报纸上关于德国的新闻）使得国家需要他的‘经验’来领导，而他又能说服足够多的选民支持他，那么传统是可以被打破的。他现在推动这些激进税法，也许正是在为一场‘战时总统’的连任竞选筹集资金和塑造‘打击富豪、保护平民’的正义形象。”
修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小家伙说得有道理…罗斯福这是在玩火，但他很可能计算过，战争恐慌下，中下层民众会支持他‘劫富济国’的政策。我们如果强硬对抗，正好被他塑造成‘发国难财’的邪恶资本家形象。”
特纳烦躁地站起身，走到儿子面前，语气复杂：“我的儿子，你看问题很透彻。但是，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现在不反抗，乖乖接受这么高的税率，就等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罗斯福会得寸进尺！今天他可以拿走我们70%的利润，明天他就敢拿走90%！到时候，我们辛辛苦苦经营企业，创造就业，图什么？还不如把公司关了，拿着剩下的钱去乡下当个寓公！但那样，整个国家的经济机器就会停摆！这就是杀鸡取卵！”
爱德华没有被父亲的气势吓倒，他仰着头，眼神坚定：“父亲，我明白您的担忧。但正面对抗总统，尤其是在他可能寻求连任、并且手握‘战争’和‘公平’这两面大旗的时候，风险太大了。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更策略性的做法。”
“策略性的做法？”特纳和修斯都来了兴趣。
“是的，”爱德华继续说，“首先，我们不能直接说‘反对征税’，那会显得我们自私。我们应该通过我们在国会的代言人，提出‘建设性修改意见’——比如，指出70%的入籍税可能吓跑海外资本，不利于美国吸引人才和资金；94%的边际税率会抑制投资热情，反而减少长期税基。我们可以建议一个更合理、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不至于扼杀经济的税率，比如…50%或60%？”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与他年龄不符的精明：“其次，我们要让罗斯福先生明白，东西部财阀的联盟，是他在国内推行政策、在国外应对战争威胁不可或缺的基石。如果他执意要撕破脸，我们可以让国会陷入僵局，让他的法案通不过。同时，我们还可以放缓投资步伐，让就业数据变得难看。到时候，面临战争压力和国内经济停滞的双重困境，着急的是他，不是我们。”
爱德华最后总结道：“父亲，这是一场谈判。我们要展示我们的肌肉和底线，但不要首先亮出刀刃。给罗斯福先生一个台阶下，让他修改法案；同时，也为未来可能的三连任铺路——如果他成功连任，一个与我们关系缓和的罗斯福，总比一个被我们逼到墙角、怀恨在心的罗斯福要好对付。毕竟，就像您说的，资本家是杀不完的，但一个好的合作对象，却不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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