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跨太平洋加密电话线路
“特纳先生!”宋子文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压抑的怒火让他的英语带上了尖锐的上海口音,“《珍珠岛协议》是一场可耻的背叛!你们与强盗同桌分赃,将中国的尊严踩在脚下!国民政府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电话那头,特纳·史密斯慢条斯理地晃着酒杯,冰块撞击声清晰可闻:“我亲爱的宋,”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慵懒的嘲讽,“你想把西部委员会架在火上烤,用关余逼我们直接对抗日本。这个想法很聪明,但你把我们想得太蠢了。直接对抗?不,那不符合我们的商业逻辑。”
宋子文几乎要捏碎话筒:“商业逻辑?你们这是践踏国际公义!”
“公义?”特纳轻笑一声,“宋,你和我都清楚,国际政治舞台上,公义是胜利者的勋章,不是弱者的乞求。让我们谈谈现实:是的,协议不完美,甚至可以说难看。但是——”他刻意拖长了音调,“关余保住了。东部沦陷区的关税,日本人一个子也碰不到。这笔钱还在我们手里,而不是进了东京的金库。这难道不是你们最初想要的结果之一吗?”
宋子文沉默了,呼吸粗重。特纳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他愤怒的气球。他无法否认,比起关税完全被日本掠夺,现在的结果至少保住了一部分资金。
他强压怒火,声音从咆哮转为冰冷的质问:“好,就算如此。特纳先生,我要求你保证,这笔关余必须,也只能用于购买抗日物资!每一分钱都要变成前线将士的枪支弹药!”
“当然,亲爱的宋,这是最基本的商业信用。”特纳爽快地答应,语气轻松得像在讨论午餐菜单,“西部军工企业和斯坦福磺胺的订单随时准备着,只要款项到位,物资可以从旧金山直接发往汉口。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
突然,特纳话锋一转,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哦,对了,宋先生。顺便告知您一个好消息。贵国政府,以及一些…呃…与您关系密切的私人账户,在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的长期投资,最近几个季度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回报。报告我已经让人给您送去了。这算是…市场回暖的红利吧。”
宋子文握着话筒的手微微一颤。他立刻明白了特纳的潜台词——这是“封口费”,是给宋家乃至整个国民政府高层的“补偿”。特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愤怒表演可以收场了,实际利益已经到账。
他脑海中瞬间闪过孔祥熙昨天才抱怨的在美国资产缩水,以及陈家子弟在华尔街投资的窘境。特纳这一手,直接掐住了他们最敏感的经济命脉。
宋子文的语气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愤怒的斥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谨慎的试探:“特纳先生,投资回报固然可喜,但关余的用途事关国家存亡,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放心,宋。”特纳打断他,语气带着洞悉一切的了然,“协议流程会完全合规,物资清单会清晰可查。至于外界怎么看…那是宣传部门的事情。你和我都明白,真正的关键在于,抗日的车轮能继续向前滚动,而相关各方的…合理利益,也能得到妥善安排。纠缠于已经无法改变的表象,对谁都没有好处,不是吗?”
宋子文最后一丝表演出来的怒气也消散了。他甚至能想象出特纳在电话那头嘴角泛起的冷笑。是啊,国民政府内部的龌龊,那些见不得光的海外资产和利益输送,特纳这些人一清二楚。所谓的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不过是演给国内民众和舆论看的戏码。现在,对方已经把台阶和红包一起递了过来。
“特纳先生,”宋子文的声音恢复了往常的冷静,甚至带上一丝公式化的温和,“我希望你能信守关于关余用途的承诺。至于其他事情…我会妥善处理。再见。”
挂断电话后,宋子文独自坐在昏暗的书房里良久。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与屈辱,但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现实感——在强权环伺的丛林里,弱者连愤怒的资格都需要用利益来交换。他拿起笔,开始起草一份给蒋介石的报告,措辞将从“痛斥美方背信弃义”转变为“据理力争,艰难保住关余使用权,并获美方承诺专款专用”,同时附上一份关于“争取到美方部分经济补偿”的密件。
而在太平洋彼岸,特纳放下电话,对身旁的修斯轻描淡写地说:“搞定。宋子文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脾气,什么时候该拿钱。中国人有句老话,‘会叫的鸟儿有食吃’,但他更明白,叫完之后,低头吃食才是正经。”
这场看似激烈的交锋,实则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一场交易。愤怒是台上的戏剧,利益才是幕后的真相。在战争的阴影下,国家尊严与家族私利,以这样一种冷酷的方式,达成了暂时的、不堪言说的平衡。
1938年4月,洛杉矶,西部委员会总部会议厅
厚重的天鹅绒窗帘被拉开,巨大的幕布上投射出《珍珠岛协议》的财务分配流程图。特纳·史密斯站在幕布旁,激光笔的红点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割着图表上的数字,台下是一双双闪烁着饥饿光芒的眼睛——农场主联盟的粗壮代表、军工企业的冷酷高管、纺织巨头的精明老板,还有矿业大亨们…他们像一群围在猎物旁的秃鹫,会议室里弥漫着雪茄烟雾和迫不及待的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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