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跨太平洋加密电话线路
“特纳先生！”宋子文的声音透过电流传来，压抑的怒火让他的英语带上了尖锐的上海口音，“《珍珠岛协议》是一场可耻的背叛！你们与强盗同桌分赃，将中国的尊严踩在脚下！国民政府将成为全世界的笑柄！”
电话那头，特纳·史密斯慢条斯理地晃着酒杯，冰块撞击声清晰可闻：“我亲爱的宋，”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慵懒的嘲讽，“你想把西部委员会架在火上烤，用关余逼我们直接对抗日本。这个想法很聪明，但你把我们想得太蠢了。直接对抗？不，那不符合我们的商业逻辑。”
宋子文几乎要捏碎话筒：“商业逻辑？你们这是践踏国际公义！”
“公义？”特纳轻笑一声，“宋，你和我都清楚，国际政治舞台上，公义是胜利者的勋章，不是弱者的乞求。让我们谈谈现实：是的，协议不完美，甚至可以说难看。但是——”他刻意拖长了音调，“关余保住了。东部沦陷区的关税，日本人一个子也碰不到。这笔钱还在我们手里，而不是进了东京的金库。这难道不是你们最初想要的结果之一吗？”
宋子文沉默了，呼吸粗重。特纳的话像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他愤怒的气球。他无法否认，比起关税完全被日本掠夺，现在的结果至少保住了一部分资金。
他强压怒火，声音从咆哮转为冰冷的质问：“好，就算如此。特纳先生，我要求你保证，这笔关余必须，也只能用于购买抗日物资！每一分钱都要变成前线将士的枪支弹药！”
“当然，亲爱的宋，这是最基本的商业信用。”特纳爽快地答应，语气轻松得像在讨论午餐菜单，“西部军工企业和斯坦福磺胺的订单随时准备着，只要款项到位，物资可以从旧金山直接发往汉口。这一点，你可以完全放心。”
突然，特纳话锋一转，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哦，对了，宋先生。顺便告知您一个好消息。贵国政府，以及一些…呃…与您关系密切的私人账户，在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的长期投资，最近几个季度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回报。报告我已经让人给您送去了。这算是…市场回暖的红利吧。”
宋子文握着话筒的手微微一颤。他立刻明白了特纳的潜台词——这是“封口费”，是给宋家乃至整个国民政府高层的“补偿”。特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愤怒表演可以收场了，实际利益已经到账。
他脑海中瞬间闪过孔祥熙昨天才抱怨的在美国资产缩水，以及陈家子弟在华尔街投资的窘境。特纳这一手，直接掐住了他们最敏感的经济命脉。
宋子文的语气瞬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愤怒的斥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谨慎的试探：“特纳先生，投资回报固然可喜，但关余的用途事关国家存亡，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放心，宋。”特纳打断他，语气带着洞悉一切的了然，“协议流程会完全合规，物资清单会清晰可查。至于外界怎么看…那是宣传部门的事情。你和我都明白，真正的关键在于，抗日的车轮能继续向前滚动，而相关各方的…合理利益，也能得到妥善安排。纠缠于已经无法改变的表象，对谁都没有好处，不是吗？”
宋子文最后一丝表演出来的怒气也消散了。他甚至能想象出特纳在电话那头嘴角泛起的冷笑。是啊，国民政府内部的龌龊，那些见不得光的海外资产和利益输送，特纳这些人一清二楚。所谓的严正抗议和强烈谴责，不过是演给国内民众和舆论看的戏码。现在，对方已经把台阶和红包一起递了过来。
“特纳先生，”宋子文的声音恢复了往常的冷静，甚至带上一丝公式化的温和，“我希望你能信守关于关余用途的承诺。至于其他事情…我会妥善处理。再见。”
挂断电话后，宋子文独自坐在昏暗的书房里良久。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与屈辱，但更多的是一种冰冷的现实感——在强权环伺的丛林里，弱者连愤怒的资格都需要用利益来交换。他拿起笔，开始起草一份给蒋介石的报告，措辞将从“痛斥美方背信弃义”转变为“据理力争，艰难保住关余使用权，并获美方承诺专款专用”，同时附上一份关于“争取到美方部分经济补偿”的密件。
而在太平洋彼岸，特纳放下电话，对身旁的修斯轻描淡写地说：“搞定。宋子文是个聪明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发脾气，什么时候该拿钱。中国人有句老话，‘会叫的鸟儿有食吃’，但他更明白，叫完之后，低头吃食才是正经。”
这场看似激烈的交锋，实则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一场交易。愤怒是台上的戏剧，利益才是幕后的真相。在战争的阴影下，国家尊严与家族私利，以这样一种冷酷的方式，达成了暂时的、不堪言说的平衡。
1938年4月，洛杉矶，西部委员会总部会议厅
厚重的天鹅绒窗帘被拉开，巨大的幕布上投射出《珍珠岛协议》的财务分配流程图。特纳·史密斯站在幕布旁，激光笔的红点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割着图表上的数字，台下是一双双闪烁着饥饿光芒的眼睛——农场主联盟的粗壮代表、军工企业的冷酷高管、纺织巨头的精明老板，还有矿业大亨们…他们像一群围在猎物旁的秃鹫，会议室里弥漫着雪茄烟雾和迫不及待的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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