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些不情愿地从被窝里伸出手，摸索着抓起听筒，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仿佛来自西伯利亚的冻土一般：“领事先生，您睡得好吗？”
格罗斯愣了一下，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回答道：“嗯……还不错，你是谁？”
然而，对方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紧接着说道：“我们可睡不着啊——因为国民政府的宋子良，把我们的命卖给了日本人！”
这句话犹如一道惊雷，在格罗斯的耳边炸响，他的睡意瞬间被驱散得无影无踪。他猛地坐起身来，目光落在了床头，那里摆放着一支翡翠烟嘴，正是上周宋子良送给他的礼物。烟嘴下面，压着一张两万美元的汇丰本票，那是宋子良给他的“好处费”。
特纳的声音透过电话线，像一把淬毒的匕首：
我要宋子良24小时内跪在南昌美国领事馆前！
我要他头顶着《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背贴美国国旗！
我要海军陆战队的马鞭，在他背上抽出血的星条旗！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特纳的柯尔特手枪上了膛。
《南京的清晨》
1932年10月24日，总统府西花园
晨雾中的紫金山轮廓未明，蒋光头的青瓷茶杯在花岗岩上炸裂时，惊飞了檐下一窝燕子。
财政部的铸铁保险柜大敞着，军统特工戴着手套翻检灰烬——未燃尽的礼单残片上，三井物产的烫金logo仍清晰可见，落款日期恰是考察团进入苏区当天。
外交部的橡木会议桌上，美国照会的火漆印被子弹洞穿。国务卿亲签的act of war下方，粘着片带血的翡翠——正是宋子良烟嘴上缺失的那角菊纹。
南昌行营的马厩里，十二名军官被绑成奇怪的字形。他们嘴里塞着的日元边缘焦黑，依稀可见日本银行字样——每张钞票背面都用血写着经纬度坐标，连起来正好是吴淞口日军布防图。
宋美龄的珍珠项链在电话线上缠了三圈，她指甲上的丹蔻在晨光中像未干的血迹：Uncle, we need your help... 听筒里传来摩根沙哑的笑声：告诉委员长，华尔街只帮能控制住局面的客户。
窗外突然传来整齐的脚步声——新调来的税警总团正在换岗，美式钢盔在朝阳下泛着蓝光。这些由美国顾问训练的精英部队，此刻枪口全部朝着总统府内院方向。
（午时的紧急会议上，孔祥熙的钢笔突然漏水，染蓝了《中美货币协定》的赔偿条款。而远在华盛顿，国务院档案室多了份标着的备忘录，附件是宋子良与日本海军武官的合影——照片角落的日历显示，拍摄日期正是珍珠港事件前八年。）
1932年10月25日正午，南昌美国领事馆前
十二点的钟声在宋子良耳中如同丧钟。他瘫跪在花岗岩台阶上，浸透汗水的白西装紧贴着皮肤，像一层正在蜕下的蛇皮。当《纽约时报》从他指间滑落时，头版照片里横滨银行的保险柜正巧反射着刺目的阳光——那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日本海军特别行动费的收据。
老约翰的套索在阳光下泛着牛皮特有的暗芒，德克萨斯州特有的绞刑结随着他手腕的抖动越收越紧。你们孔圣人说过...他俯身在宋子良耳边喷着酒气，以直报怨
第一鞭撕裂亚麻面料，露出肩胛骨上靛青的日文刺青。围观人群倒吸冷气——三井家御用四个字下方，还纹着日本海军军令部的樱花徽记。
第二鞭精准抽在刺青中央，飞溅的血珠在青石板上弹跳。修斯吹着口哨调整相机焦距，看着那些血滴在领事馆星条旗的投影里，恰好拼出1931.9.18的数字。
次日《申报》头版的留白处，某个排字工人偷偷加了个指甲盖大小的字符。而在九江码头，扛麻包的苦力们传唱着新编的民谣：
宋家郎，白西装
黄浦江里喂鱼虾
美国爹，日本娘
不如红军半斤粮
（三个月后，柏林某诊所的护士发现，一位中国病人总在深夜撕扯自己的后背——那些结痂的鞭痕，在月光下竟隐约呈现出星条旗的图案。）
[当买办脱下西装，露出的不是皮肤，而是卖身契]
[当棋子想要当棋手，棋盘就会变成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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