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声音陡然凌厉:
“就以同罪论处！斩首示众，绝不姑息！”
火把落下。
火烧了整整一个时辰。
黑烟滚滚，直冲云霄。那些曾被视为“海上英豪”的名字，在火焰中扭曲、碳化，最终化为灰烬。空气中弥漫着焦木的气味，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当最后一点火星熄灭，郑芝龙命人取来清水，将灰烬全部冲入寺后的沟渠。然后，他做出了那个决定。
“刘将军，去找一块最好的石碑。要最大，最坚固，能立千百年而不倒。”郑芝龙吩咐道，“宋参谋，你负责撰写碑文。用汉字写，要写明自嘉靖以来，所有在抗倭中牺牲的大明将士、百姓的姓名——能查到的，一个都不能少。”
宋献策心中一凛:“总兵，这工程浩大……”
“浩大也要做。”郑芝龙斩钉截铁，“他们既然敢把血债当成功勋刻在牌位上，我们就要把真正的英雄刻在石碑上！就在这座寺里，就在原来供奉倭寇的地方，立一座‘抗倭英烈碑’。让所有日本人，所有后来人，都看清楚——谁该被唾弃，谁该被铭记！”
命令如山。
江户城内最好的石匠被紧急召集。来自堺港的碑石专家、京都的刻字名师，都被“请”到增上寺。石材选用的是从富士山运来的青石，坚硬如铁，可历千年风雨。
宋献策则带着二十名军中文书，开始了浩繁的资料收集工作。他们查阅从江户城天守阁缴获的幕府文书，翻阅各地大名的记载，甚至派人去京都查找皇室档案。凡是涉及倭寇劫掠、明军抗倭的战报、记录、地方志，全部收集起来。
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每一份战报背后，都是血淋淋的死亡数字。嘉靖三十四年，倭寇破宁波，军民死伤八千余人。嘉靖四十年，戚继光台州大捷，但明军也阵亡八百。万历二十年，倭寇侵朝鲜，大明援军战死两万……
而那些没有记录在案的平民死者，更是数不胜数。
“宋大人，”一个年轻文书红着眼眶汇报，“这是从萨摩藩文书里找到的……天启三年，岛津家船队劫掠福建漳浦，光是砍下的首级就装了三十七船。他们把首级在长崎码头堆积成山，向过往商船炫耀……”
宋献策闭上眼睛，许久才道:“记下来。所有数字，所有姓名，全部记下来。”
三天后，资料收集基本完成。宋献策开始撰写碑文。
他写了三天三夜。期间几乎不眠不休，眼眶深陷，笔下却字字千钧。当最终定稿时，洋洋洒洒五千余字，记录了自嘉靖二年至崇祯元年，整整一百零三年的抗倭血泪史。
石碑也在同一时间完工。那是一块高达一丈五尺的巨碑，青石材质，正面磨得光可鉴人。碑文自上而下，密密麻麻刻满了汉字:
“大明抗倭英烈碑”
“自嘉靖二年癸未，倭寇始犯海疆，屠戮百姓，劫掠州县，荼毒东南百余载。我大明将士百姓，奋起抵抗，血战百年，死难者不可胜计。今王师东渡，倭氛尽扫，特立此碑，以慰英灵，以警后世，以正视听。”
下面是长长的名单，按年代排列: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浙江巡抚朱纨，于双屿岛剿倭，战殁。”
“同年，宁波卫指挥使刘恩，率部守城，全营殉国。”
“嘉靖四十年辛酉，参将戚继光，台州九战九捷，部卒阵亡八百二十一人。”
“万历二年甲戌，福建水师游击陈璘，率船队追剿倭寇于东海，中炮身亡，战船沉没七艘。”
“万历二十年壬辰，援朝总兵李如松，平壤大捷后战殁，大明援朝将士阵亡二万三千余。”
“天启七年丁卯，福建水师副将郑芝龙，澎湖海战，部卒战殁八百，船沉九艘。”
名单一直列到崇祯元年。有将军，有士兵，有文官，有百姓。只要有名有姓，全都被刻了上去。最后统计，共四千一百六十七人。
这还只是有记载的。
石碑背面，刻着宋献策亲撰的铭文:
“海疆血染百年仇，
孤魂万里泣神州。
王师今渡扶桑地，
英灵终可瞑九幽。
碑立东瀛昭日月，
正气长存照千秋。
后来者当铭记:
为国捐躯者永垂，
为害作乱者遗臭。”
立碑仪式那一天，江户城飘起了细雪。
增上寺内外，却人山人海。所有明军将士，只要没有勤务的，全部集结到场。投降的幕府官员、各地大名代表、寺内僧侣、甚至被允许观礼的普通百姓，将寺院挤得水泄不通。
郑芝龙身穿御赐麒麟袍，外罩山文甲，腰佩尚方剑，站在石碑前。雪花落在他肩头，很快融化成水，但他浑然不觉。
“今日，在此立碑。”郑芝龙的声音穿透风雪，清晰传入每个人耳中，“非为夸耀武功，非为宣扬国威。只为做一件事——让英雄回家。”
他转身，面向石碑，深深三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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