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收好纸，走出院子。正碰上几个孩子在巷口玩石子。其中一个瘦男孩抬头看他，忽然说：“郎中先生，你昨天在三里屯也给人看过病吗？”
安刻明一愣：“你见过我？”
“见过。”男孩指着远处一座塌了半边的庙，“你给那个咳嗽的老兵看过病，他还给了你半块饼。”
安刻明心里一紧。他昨天根本没去过三里屯的庙。有人冒充他。
他加快脚步离开村子。回驿站时特意绕了远路。傍晚路过镇上一座小庙，香火冷清，他进去歇脚。有个拄拐的老兵坐在角落，见他进来，眼皮动了动。
安刻明走过去，低声问：“有人冒充我，你知道是谁？”
老兵不答，从怀里掏出一张油纸，上面写着一行字：“盐车夜行，逢三六九，出西门，走水道。”
他收下纸条，放进药箱底层。临走时，老兵忽然开口：“他们烧了账房，昨晚。”
安刻明停下脚步：“哪个账房？”
“县衙后街那间。”老兵咳嗽两声，“姓陈的师爷，跳井了。”
他走出庙门，天已经全黑。回到驿站，发现门虚掩着，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他的包袱被撕开，笔记副本不见了。床铺被掀开，明显被人搜过。两名护卫守在门外，一人手臂缠着布，渗着血。
“有人半夜闯进来打人。”护卫低声说，“我们拦住了，但他们烧了马厩。”
安刻明检查屋子，确认藏在鞋底的原始记录还在，心才安定。他拿出随身带的朱砂笔，在墙上画了个小小的“凤”字——这是他和沈知意约定的标记，意思是“证据还在，处境危险”。
第四天早上，县衙派人来请。通判李子信亲自出面，在大堂设宴，说是为他接风。安刻明去了，见桌上摆满酒菜，李子信笑着迎上来，说“久仰御史大人清名”。
他没动筷子，直接问：“李大人，今天能把三里屯和五柳村的账册准备好吗？”
李子信笑容一僵，叹了口气：“安大人有所不知，前天一场大火，烧了半间库房，很多文书都毁了。特别是去年的灾粮记录，正好存放在那里……实在抱歉。”
“哦？”安刻明盯着他，“那灾民签字画押的名单呢？也烧了吗？”
“这个……”李子信搓着手，“可能是被雨水泡坏了，字迹模糊，认不清了。”
安刻明冷笑：“那不如现在重录一遍？我现在就去三里屯，让百姓当面签字。”
李子信脸色变了：“这……不合规矩。百姓不懂律法，随便改旧档，容易出事。”
“那就请李大人亲自跟我一起去。”安刻明站起来，“现在就走。”
李子信推不过，只好答应。一行人走出县衙，刚到十字街口，忽然一群妇人围在路边哭闹，说自家孩子被官差抓走了，要讨说法。人群越聚越多，堵住了路。
安刻明皱眉，正要绕行，忽然感觉袖子一沉——有人塞了张纸条进来。他不动声色，继续往前走，趁人不注意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西门码头，子时，船等。”
他攥紧纸条，心里明白：这是有人想帮他，也是唯一的机会。
当天夜里，他让心腹护卫假装去买药，其实是把最新线索写成密信，藏在药包夹层，托付给一个常跑南北的药商，叮嘱一定要亲手交给京城东宫附近茶馆的掌柜。
做完这些，他回到房间，拿出最后一页白纸，写下四个字：“孤证难立，速援。”然后折成小块，塞进靴筒内侧。
第五天，李子信开始造势。县城各处贴出告示，说“有奸人冒充朝廷官员，蛊惑百姓，扰乱秩序”，还悬赏捉拿“形迹可疑的游方郎中”。安刻明走在街上，发现原来敢说话的老农都不开口了，连驿站伙计看他眼神也变了。
他回到驿站，吃饭时觉得饭菜有股怪味，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当晚，屋顶传来动静，他立刻吹灯躺下，握紧腰刀。半个时辰后，窗子被轻轻推开，两条黑影跳进来，手里拿着麻绳和布巾。
他早有准备，一脚踢翻油灯，火光一闪，同时大喊：“抓刺客！”两名护卫破门而入，和黑影打起来。对方见事败，翻窗逃走，留下一只沾泥的布鞋。
天亮后，安刻明拿着鞋去了县衙。李子信看到，脸色发白，支吾道：“这……可能是流民干的，和我没关系。”
“鞋底纹路和县衙差役的一样。”安刻明把鞋放在桌上，“而且鞋尖绣了个‘丁’字，是你们丁班的标记。”
李子信额头冒汗，强辩：“也许是被人偷去冒用的！”
“那就查。”安刻明盯着他，“从今天起，我不住驿站了。我要住进县衙西厢房，就在你眼皮底下办案。你要是清白的，怕什么？”
李子信说不出话，只能同意。
当天下午，安刻明正式搬进县衙。他让人加固门窗，又在屋角撒了香灰，防备夜里有人偷袭。夜里，他整理所有线索：三里屯的假水渠、五柳村的冒领名单、盐商运车的时间、老兵给的路线图、被烧的账房、失踪的师爷、冒充他的郎中、投毒的饭菜、夜袭的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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