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七月下旬，香港，东兴大厦。
清晨的阳光穿透维多利亚港的薄雾，斜斜照进办公室。
百叶窗的缝隙里，光影在酸枝木办公桌上爬动，斑驳又晃眼。
陈东指尖捏着国际长途的听筒，微凉的金属触感还没散去。
“董事长，与三菱重工的合约已签，四十万吨新船订单，一切落定。”
周海生沉稳的声音，像海浪拍打着码头的礁石，在耳边清晰回响。
1960年的香港，正处在新旧交替的躁动里。
港岛中环的玻璃写字楼里，洋行大班们用英语敲定着巨额交易；九龙油麻地的街巷中，“穿胶花”的妇人坐在门槛上，指尖翻飞补贴家用；新界元朗的田埂边，牛耕的乡野景象还没完全褪去。
三百万人口的城市里，移民带来的劳动力与西方资本碰撞，航运业成了连接东西方的黄金纽带，正迎来最狂热的时代。
通话挂断的“咔哒”声刚落，办公室门就被轻叩了两声。
《香江报》总经理张志强快步走进来，鼻尖沁着细密的汗珠。
他手里攥着一份报纸样张，油墨的清香混着红木的幽香，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董事长，按您的吩咐，头版清样新鲜出炉，请您过目！”
张志强把样张平铺在桌上，攥着纸边的手指都泛了白，难掩眼底的振奋。
头版通栏标题像惊雷炸目：“本港世纪订单！东兴航运再掷重金，狂揽四十万吨新船，少帅陈东剑指全球航运霸主！”
副标题紧随其后，字字铿锵：“独家揭秘：三菱重工折腰合作，香江新生代商业领袖奠定不朽基业！”
报道里没堆砌华丽辞藻，却藏着震撼的信息量。
原有四十万吨船队，再加新增四十万吨，八十万吨的总运力，在1960年的香港航运业，足以掀起滔天巨浪。
文中悄悄穿插了陈东早年依靠粘鼠贴发家的经历，把他塑造成眼光超前、魄力惊人的奇才——这正是华人资本向洋行垄断宣战的底气。
陈东快速扫完清样，目光在“七十万吨”上稍作停留。
他指尖轻轻敲了敲桌面，声音平静却有分量：“可以，即刻发刊。”
“通知发行部，今天全港报摊、报童，优先铺《香江报》，正午前必须传遍港岛、九龙、新界。”
“明白！我这就去印刷厂盯着！”
张志强如获大赦，转身时皮鞋敲击地板的声响，在走廊里飞快远去。
一纸风行：全港震荡与行业暗流
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
香港街头已经热闹起来，渡轮的汽笛声、报童的叫卖声，混着茶楼飘出的茶香，织成了城市的晨曲。
中环的报摊前，《香江报》鲜红的头版格外扎眼。
刚上架的报纸被一抢而空，报童们穿梭在人群里，清脆的吆喝声划破晨雾：“卖报卖报！东兴航运狂揽四十万吨新船！陈东要做全球船王啦！”
不到两小时，全港都被这条消息点燃。
《星岛日报》编辑部紧急叫停印刷，主编亲自上手调整版面。
午间号外火速出炉，标题紧跟热点：“航运界巨震！东兴船队将暴增至七十万吨，陈东强势跻身世界级船东！”
《华侨日报》连夜组织专家撰稿，财经版整版都是分析：“东兴此举踩中了贸易风口，八十万吨运力足以撼动全球格局！”
广播电台的午间新闻，更是把这条消息当成了头条。
电波穿过千家万户的收音机，让“东兴”“陈东”“八十万吨”，成了全港最火的词。
中环汇丰银行的大理石大堂里，西装革履的商人凑在一起低声议论。
湾仔的茶餐厅里，穿背心的劳工捧着报纸，对着标题惊叹：“乖乖，比怡和洋行的船队还厉害？”
九龙码头的搬运工歇脚时，话题也离不开这场航运“地震”。
1960年的香港航运业，早已不是洋行的天下。
战后华人船东乘势而起，而东兴这次的大手笔，正是给这场变革添了一把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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