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八月中，香港元朗。
午后的日头毒得像要烧穿天，工业区成片的铁皮厂房被晒得发烫，手往墙上一贴，能烫得人猛地缩回去。
风裹着热浪滚过，连空气都带着股闷燥的焦味，混着远处码头飘来的咸腥气，说不出的憋闷。
陈东站在三楼主办公室的窗前，指尖无意识蹭过窗框——那木头被晒得发暖，还带着点经年使用的粗糙纹路。
他往下看，车间里的流水线哪是什么“铁蛇”，就是几排刷着黑漆的铁架子，电动机嗡嗡转着，带动传送带慢吞吞往前挪。
轰鸣声隔着玻璃都能钻进来，混着空气里飘来的、带着点涩味的化学气息，那是“金刚烷胺”生产线特有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流水线上，压片机是最显眼的家伙，铸铁机身沉得压得地面都微微震，“咔嗒、咔嗒”转得吃力，每分钟三千片的速度，全靠操作工老张盯着。
他蹲在机器旁，额头上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手里攥着块抹布，时不时擦一擦出料口的药粉，生怕堵了口。
药片从出料口滚出来，白花花的，得靠女工们手忙脚乱接着：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手指飞快地把药片往纸药袋里装，一袋二十片，数错了就得倒出来重数。
装完袋，再塞进硬纸盒，用浆糊把盒盖粘牢，最后在盒面盖个“合格”的红戳——这一套动作，她们练了两个月，从六月生产线开起来就没歇过，连夜里都点着电灯赶工，指尖早磨出了薄茧。
“陈董，今早的产量统计。”生产主任老周推门进来，声音里带着股掩不住的疲惫。
他递过来的报表是用复写纸写的，第二联的字迹都晕开了，纸角还沾着点药粉：“库存现在到四亿二千万片了，老张他们组昨晚又加了俩钟头班，照这速度，月底前肯定能冲过五亿片的数。”
陈东接过报表，指尖扫过那串歪歪扭扭的数字，微微颔首。
为了这批药，他把公司账上的流动资金几乎掏了个空——从印度订的原料，得靠货船运过来，在码头等上半个月。
压片机是从德国买过来的最先进机器了，还是靠德国工程师加班加点的改造，才能顺利生产。
工人分三班倒，连食堂都得在后半夜煮点稀粥、蒸几个馒头，所有心思都拧成一股绳：九月前，必须囤够五亿片金刚烷胺。
他往车间深处走，所谓的“包装区”就是靠墙摆了几张木桌，七八个女工围着桌子坐。
她们手里拿着麻绳，把装好药的纸盒捆成捆，每捆二十盒，捆紧了再往木板箱里塞，缝隙里填点旧报纸防震。
这就是当时最“高效”的包装法子了，没有什么机械臂，全靠人手快，有时候手指被麻绳勒得发红，也只揉两下接着干。
“质量检测怎么样？”他走到角落里的检测台旁，桌上摆着台老旧的分析天平，指针还在微微晃。
负责检测的老李赶紧放下手里的药样，指着记录本说：“每批次都抽了十袋测！纯度都在99.9%以上，您放心，一片不合格的都没挑出来过！”
他说着，还把装着药样的玻璃瓶递过来，里面的药片白得均匀，没有一点杂质。
陈东接过瓶子晃了晃，满意地点点头。
他比谁都清楚这批药的分量——原本的日子里，金刚烷胺要等到1966年才会出现。
可现在，他靠着二手设备、手工分拣，不仅提前八年把这药造了出来，还囤了这么多，足够扛住一场铺天盖地的疫情。
出了药厂，他拐去旁边的日用品车间。
这里更热闹，粘鼠贴是工人用刷子蘸着胶，一张张涂出来的，晾在铁丝上像挂了串黑帘子。
便利贴得靠裁纸刀切成方块，再用订书机订成摞。
最里头的塑胶花车间，女工们坐在缝纫机前，手里捏着塑胶片，一点点缝出花瓣的形状，再用染料上色。
虽然没有机器批量生产的规整，可每朵花都带着手工的细巧，摆在架子上，不凑近看，真能当成鲜花开得正艳。
这些看着普通的东西，正是他前几年靠着手艺和力气，攒下本钱的根本。
“陈董！东南亚的订单又加了三成！”销售经理攥着订单跑过来，纸张都被他攥得发皱。
“特别是塑胶花，欧美来的客商拿着样品看了又看，说咱们做的比机器产的有灵气，还问能不能多赶点货！”
陈东“嗯”了一声，心思却没在这儿。
他脚步没停，往厂区最里头走——那栋独立的小楼，墙刷得雪白，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衫的守卫，是“东兴研究院”。
这里算整个厂区最“先进”的地方了，门口装了个简单的身份识别器，得用他专属的铜制徽章刷一下，“嘀”的一声，门才开。
“陈先生。”仿生机器人“沈教授”正站在一台改装过的机器前。
这台光刻机是他费了好大劲才弄来的零件，自己组装的，金属外壳上还留着焊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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