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二日上午，香港中环德辅道中被暑气裹着——叮叮车的“叮叮”声撞着骑楼立柱，黄包车夫的粗布褂子浸着汗，街边茶楼飘出的铁观音香混着海风的咸腥味，在车水马龙里绕了个圈。华润公司三楼总经理办公室内，五十三岁的赵国栋刚挂了下属的电话，听筒还没放回黑色胶木座机，门外就传来三声不轻不重的叩门，节奏稳得不像年轻人的手笔。
“请进。”赵国栋抬手理了理深灰色西装的领口，指尖蹭到一点钢笔水——方才批文件时沾的，他顺手在桌角的白瓷杯沿擦了擦，杯里的龙井已经凉了半截，茶叶沉在杯底打卷。
门轴“吱呀”响了声。最先进来的少年看着不过十八，浅灰色中山装的袖口扣得严丝合缝，手里攥着份文件，边角被指尖磨得发毛，却没一点褶皱。他身后跟着两人：一个拎公文包的律师，西装口袋插着的钢笔是派克51型，一看就是常年跟文件打交道的；另一个老者约莫六十岁，金丝眼镜滑在鼻梁中段，藏青色长衫的下摆沾了点尘土，手里提的旧皮箱边角磨出了毛边，侧面还贴着张泛黄的船运标签，印着“汉堡—香港”的模糊字迹。
“赵总，久仰。”少年的声音清亮，却没半分怯场，目光扫过办公室墙上挂的香港地图，落在“九龙油麻地”的标记上，才收回视线，“我是陈东，东兴实业的。这位是沈教授，早年在德国读药物化学，专做中药材鉴别；旁边是刘律师，负责我们的合作协议。”
赵国栋起身时，目光在沈教授手上顿了两秒——老者的指甲缝里嵌着点浅棕色的药材碎末，指节上有常年握药碾子磨出的薄茧，倒真像个泡在药堆里的老学究。他伸手虚引：“坐，都坐。桌上有凉白开，刚冰过的。”
陈东没急着喝水，把手里的文件推到赵国栋面前，封面上“东兴堂药房药材采购清单”几个字，是用毛笔写的小楷，笔锋挺括。“赵总，东兴打算在全港开一百二十家‘东兴堂’药房，缺个靠谱的药材供应渠道。这是首月的采购量，您先过目。”
赵国栋捏着文件的牛皮纸封皮，指尖刚碰到内页，眼神就沉了沉——
“特级宁夏枸杞：首月2000斤，后续每月递增500斤；长白山六年生野山参：首月500斤，须带完整参须，断须不超3根；岷县特等当归：首月1500斤，只要凤头归，尾须长度不超过2厘米；陇西黄芪：800斤，切片厚度3毫米，断面要有放射纹……”
每一行后面都跟着红笔标注的“验收标准”，细得连枸杞的颗粒直径都写了“不小于0.8厘米”。赵国栋还没开口，沈教授已经把旧皮箱放在桌上，“咔嗒”打开——里面垫着深蓝色绒布，摆着一套黄铜药筛，筛网的孔眼细得能漏过米粉，筛柄上刻着“光绪年制”的小字，拿出来时，筛底还沾着点浅棕色的当归粉。
“赵总要是不放心，咱们可以当场验。”沈教授扶了扶滑下来的金丝眼镜，声音里带着点德国留学回来的腔调，“就说这枸杞，我们只要六月中下旬的头茬芽——那时候的枸杞多糖含量最高，过了七月就差味了。”他从皮箱侧袋掏出个巴掌大的仪器，金属外壳有点氧化，接通电线后，指示灯亮了暖黄色的光，“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成分检测仪，虽比不上实验室的精密，但测个多糖、皂苷含量，误差不超过0.5%。”
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包，倒出几粒红透的枸杞，放进仪器的检测槽里。吊扇在头顶“嗡嗡”转着，把茶香吹得满室飘，一刻钟后，沈教授取出张手写的报告，递到赵国栋面前：“您看，这批是我昨天从药材行拿的样品，多糖含量9.8%，刚好够我们的标准；要是华润的货能达到这个数，我们就认。”
陈东在旁边补充，手指轻轻敲着桌沿，节奏均匀：“我们要做‘壮阳丸’，都是按古方改良的，药材差一点，药效就差一截。首月先订这些，要是合作顺，后续还要加熟地、川芎、白芍，二十多种呢。”
赵国栋指尖在算盘上拨了拨，算珠碰撞的“噼啪”声混着窗外的车声，没一会儿就停了——首月采购额，二十二万港币。这在1958年的香港药材生意里，算是一笔大单了。他抬眼看向陈东，语气里带了点探询：“量这么大，你们怎么保证每次到货都合格？总不能每次都让沈教授跑一趟吧？”
“沈教授会常驻香港，每月华润送货，他都去仓库抽检。”陈东笑了笑，从刘律师手里接过一份协议，推了过去，“要是检出不合格的，整批退回，运费算华润的；要是连续三次合格，我们还能把后续的采购量再提一提——半年内，争取做到每月八十万。”
这话让赵国栋的眼神亮了亮。他翻着协议，条款写得清楚，没有含糊的地方：东兴不跟其他供应商合作，华润保证药材品质，价格比市场价低5%，账期一个月。谈判没绕弯子，一个小时就定了——首月二十二万，三个月后增至五十万，半年到八十万，当天签协议，三日后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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