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指尖悬在系统面板“确认兑换”按钮上，指腹的薄汗洇湿了冰凉的虚拟按键。
商币余额从跳成的瞬间，他喉结滚了滚——这3000商币远不止能换十台德国搅拌机、给全厂工人发三个月奖金，若兑换技术图纸，足以拿下半条塑料加工产业链的核心专利。
但在1957年的元朗，武力比图纸更能护得住家人和工厂，他最终还是把筹码压在了30台藏在“人皮”下的钢铁造物上。
系统提示音冷得像车间的铁管：“24小时内分三批到港，默认扮成普通人，长相、习性可微调，行为偏差值超10%会触发暴露预警。”
他在书房踱到后半夜，烟蒂把烟灰缸堆成小丘，才把10台守护机器人的去处捋顺。
父亲陈父每天要去元朗墟收账，那地方是联兴的地盘，马仔见了账本就像见了肥肉。
陈东让系统把两个机器人调成“老账房”模样：粗布衫洗得发白，领口磨出毛边，皮肤调得比元朗工业区工人还黑，手掌心烙上常年翻账本磨出的薄茧，连走路时膝盖微屈的弧度都照着陈父的老寒腿调——“阿福阿禄，你们就说跟我爸学过账，来香港找活干的广州同乡。”
调试时，阿福弯腰捡笔，膝盖“咔嗒”响了一声，跟陈父每次起身时的动静分毫不差。
陈东盯着那只微颤的膝盖，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抱他时，也是这样先揉两下膝盖才敢用力，眼眶莫名发紧。
母亲阿娥爱去元朗大马路菜场，陈东让两个机器人扮成隔壁李阿婆的远亲。
竹篮得是用了十年的旧物，提手磨得发亮，边缘缺了块竹篾；里面衬的油纸要皱巴巴的，还得沾点酱油渍——“张婶刘婶，你们跟我妈买菜时，记得抢着挑烂菜叶，几毛钱的葱也要跟摊贩争两句，说‘昨天买的菜心嚼不动，今天得选嫩的’。”
试演时，张婶捏着根蔫了的菜心跟陈东“讨价还价”，语气里的泼辣劲儿，跟李阿婆骂街时一模一样。
阿娥在旁看着，笑着拍了张婶胳膊一下：“你这性子，跟我家阿婆真是亲姐妹！”
陈东悬着的心，这才放下去半截。
自己身边留了三个。
司机阿明穿灰西装，领带要歪着系，开车时会偶尔揉右眼——“就说前几天熬夜盯账本，眼睛涩得慌”；
助理阿杰拎着掉了漆的旧公文包，记东西时总爱咬笔杆，笔帽上特意弄了个牙印，跟陈东自己的旧笔一模一样；
保镖阿勇穿短打，站着时会不自觉捶腰，后腰还贴了块麝香止痛膏，“跟人说以前在元朗码头扛货，闪了腰落下的毛病”。
陈东让三人站在镜子前，阿明揉眼睛时的停顿、阿杰咬笔杆的力度、阿勇捶腰的角度，都跟元朗街头那些普通人没两样。
他忽然指着阿勇的鞋：“鞋底的泥再沾点，要像刚从元朗工业区工地回来的样子。”
细节抠到这份上，才敢让他们跟着自己出门。
最后三台派去元朗工业区的厂房，混进门卫和巡逻队。
陈东特意交代：“巡逻时要躲着厂区积水走，遇到工人得递烟，烟得是最便宜的‘红双喜’，还得说‘今天天气闷，歇会儿再干，别中暑了’。”
“模具房和财务室要盯紧，每小时绕着走三圈，看到陌生人靠近，别直接拦，先假装扫地跟上去，确定是外人再问。”
剩下的20台机器人，陈东没急着安排。
他翻了三天元朗街坊名录，给它们安了“活”的身份：
阿贵在元朗屏山棚户区当苦力，破庙里的床位上摆着半双旧布鞋，枕头下塞着半张泛黄的家书，上面写着“娘，我在元朗找到活了，下个月寄钱回家”；
阿明在元朗墟夜市摆摊，卖廉价塑料玩具，摊位旁放着个搪瓷缸，跟左右摊贩混熟后，连谁的老婆爱唠叨、谁的孩子在元朗学堂挨了骂都摸清了；
阿坤拿着元朗墟的身份纸，是无亲无故的“孤佬”，白天在元朗茶楼打杂，晚上就缩在阁楼里喝廉价米酒，酒杯沿还缺了个口。
这些身份不是编的——阿贵的家书是陈东照着乡下亲戚的信抄的，阿坤的酒杯是他从元朗旧货摊淘来的，连阿明摆摊时用的秤，都是跟元朗墟巷口王大爷借的旧秤。
陈东知道，在1957年的元朗，只有带着烟火气的“人”，才不会被人怀疑。
第二天一早，陈东把阿福阿禄领到陈父面前。
陈父正擦着老花镜，准备去元朗墟收账。
“爸，这是阿强的远房表哥，以前在广州帮人管账，最近来香港找活干，跟您跑几天，能帮着搬搬账本、对对数目。”
阿福立刻递上杯热茶，口音里带着广州腔：“陈叔，您多指点，我手脚麻利，就是膝盖不太好，走快了会疼。”
说着揉了揉膝盖，动作自然得像做了几十年。
陈父接过茶，抿了一口，看着两人憨厚的模样，笑着点头：“行，正好最近账多，你们跟我走，路上慢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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