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生生在钱江省的土地上建起了这所带着乡土情结的大学。
而包先生作为内地与海外商界沟通的重要桥梁，常年能接触到政阁高层，
宁大筹建时，自然也得到了政阁高层的点头支持，连审批流程都比其他新建高校快了不少，算是沾了“特殊背景”的光。
更难得的是，以包先生为代表的这批“宁波帮”富商，骨子里都揣着一份沉甸甸的乡土情怀。
他们当初掏腰包、找关系筹建宁大，本就不是为了图名图利，
更不是为了搞商业投资，而是真心想为家乡办点实事，
让家乡的孩子能有更好的读书机会；
如今学校总算办起来了，他们又盼着宁大能尽快在高校圈里站稳脚跟，更盼着第一批毕业生能有个好出路，
毕竟，第一届学生的就业质量，就像学校的“第一张名片”，直接关系着未来的招生口碑，关系着这所新生大学能不能长久办下去。
到了1990年年初，眼看这批首届学生要面临毕业分配，包先生又主动牵头，
联合董先生等几位在港香商界有分量的“宁波帮”大佬，
专门组团去政阁游说。
他们没讲什么大道理，只凭着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对家乡教育事业的赤诚，一次次找政阁大佬和相关部门沟通，
硬是为宁大首批毕业生争取到了堪比清北的就业资源，
不是偏远地区的普通岗位，全是燕京部委和各个省级机关的核心实权部门，全是别人挤破头都想进的“铁饭碗”。
小杜作为宁大法学系的尖子生，成绩在年级里一直名列前茅，自然成了这份“幸运”的直接受益者。
毕业时，他手里攥着整整十多家单位的拟录用通知，而且每一家都是响当当的名头：
最高法、最高检、政阁政法委……随便挑一个，都是体制内人人羡慕的好单位。
最后，小杜没丝毫犹豫，直接选了政阁纪委——换作任何一个懂行的人，恐怕都会做同样的选择，
毕竟，这里是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司令部”，是最接近权力中枢的地方，能在这里起步，未来的发展空间远非其他部门可比。
那段日子，是小杜这辈子迄今为止最风光的时光。
夜里躺在学校宿舍的硬板床上，一想到自己马上要去政阁纪委上班，
要走进那栋象征着权力的大楼，他都能忍不住笑醒；
有时候连做梦，都在琢磨上班第一天要穿什么衣服，要怎么跟同事打招呼，要怎么才能尽快熟悉工作。
祁同伟后来从别人嘴里听说小杜的经历时，也曾暗自感慨：
人这一辈子，要想走得顺、走得远，有时候真得靠点“命”，靠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气运”。
论自身能力，小杜在宁大或许是拔尖的，但要是把他放进清北法学系，
跟那些从小一路保送、学术功底扎实的高材生比，恐怕连中等水平都算不上；
论背景关系，小杜是钱江省西南山区的农村孩子，家里往上数三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没任何能在体制内帮上忙的人脉，连县城里的公务员都不认识几个。
可就是这样“要啥没啥”的条件，他硬是挤掉了不少清北高材生和背景深厚的关系户，稳稳拿到了政阁纪委的名额，
这种事，你跟谁讲道理去？你只能说，他赶上了好时候，沾了学校“特殊背景”的光，是个实打实的“幸运儿”。
不过，小杜最难得的地方，不是运气好，而是“有运气却不飘”，
没被这份突如其来的幸运冲昏头脑。
自从一个多月前入职（比祁同伟早来几个星期），他就从没把自己当什么“特殊人才”，
更没觉得自己能进政阁纪委有多了不起，反而一直把姿态放得极低，心甘情愿做最底层的“小角色”，
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干的杂活。
每天早上，他总是全处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放下包就拿起抹布、拖把，把整个办公室的卫生里里外外打扫一遍：
同事们的办公桌擦得锃亮，连键盘缝隙里的灰尘都抠得干干净净；
地板拖得能照见人影，连墙角的死角都没放过；
甚至连大家前一天留下的茶杯，他都挨个洗干净，再满满倒上热水，摆回每个人的桌角。
平日里，不管是谁喊他帮忙，
不管是送一份紧急文件到其他楼层，还是替出差的同事代开一次短会，或是整理一沓杂乱的案卷，
只要开口，小杜准会乐呵呵地应下来，拎起东西就跑，跑得比谁都勤快，从不会找借口推脱，更不会抱怨“这不是我的活”。
他的性格也好得没话说，脸上总挂着一副憨厚的笑容，
不管同事说什么，哪怕是些带着调侃、不太中听的话，他也从不反驳，从不红脸，依旧乐呵呵地听着，
仿佛根本没往心里去。
有一次，处里一位快退休的老科员故意拿他的学校开玩笑，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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