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丸”号缓缓靠向码头时，岸上的火把已经连成了一片。
李晨站在甲板上，眯着眼睛数了数——大概三十多人，男女老少都有。
有些人手里举着火把，有些人举着自制的旗子，旗子上用日语写着“欢迎北村委员长”，还有些人捧着花环。
“是他们。”北村站在李晨身边，声音有些发颤，“是赤军的同志们。”
福山船长放下跳板，朝岸上挥了挥手。
岸上的人群立刻欢呼起来，有人开始敲鼓，有人开始唱歌——是一首很老的日语革命歌曲，调子激昂。
“北村委员长！欢迎回家！”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第一个冲上船。他身材瘦小，头发花白，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穿的衣服洗得发白，但洗得很干净。
北村看着这个人，愣了好几秒，才颤抖着开口：“佐藤……你是佐藤健？”
“是我！委员长，是我啊！”佐藤健一把抱住北村，眼泪唰地流下来，“十五年……十五年了啊！”
岸上的人群也跟着上了船。
一时间，甲板上挤满了人。
有人献花环，有人送水果，有人握着北村的手不放。场面热烈得让李晨有点不适应。
“这位是？”佐藤健注意到李晨。
“李晨，我的朋友。”北村介绍道，“是他一路护送我从日本来的。”
佐藤健立刻握住李晨的手，用力摇晃：“谢谢！太感谢了！李桑，你是我们赤军的恩人！”
其他赤军成员也围上来，七嘴八舌地道谢。
李晨被这群热情的中老年人围着，有点手足无措。
这些人大多五十岁以上，穿着朴素，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但眼睛都很亮，那种亮光李晨在北村眼里见过——是理想主义者的光。
“委员长，快下船吧！”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挤过来，“我们在村里准备了欢迎宴，烤了全羊，酿了米酒，大家就等您了！”
北村看向李晨：“走吧，先下船。”
两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下跳板。
码头上，更多的人在等待。李晨粗略估计，至少有一百多人，把小小的码头挤得水泄不通。
“这些都是赤军的同志？”李晨小声问佐藤健。
“不全是，有些是同志，有些是支持我们的岛民。南岛国虽然小，但民风淳朴，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几年，跟当地人处得很好。”
确实，李晨看到人群里有不少皮肤黝黑、五官深邃的当地人，他们穿着传统服饰，好奇地看着北村和李晨。
欢迎的队伍从码头一直延伸到村里。
路两旁插着火把，每隔几米就有人敲鼓唱歌。
村里的房子大多是木结构的，屋顶铺着棕榈叶，看起来很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这里叫‘黎明村’。”佐藤健边走边介绍，“是我们赤军同志和当地岛民一起建的。村里有学校、医院、合作社，还有一个小型发电站——是我们自己建的，用太阳能和风能。”
李晨打量着这个村子。虽然条件简陋，但井井有条。路上没有垃圾，房屋排列整齐，远处能看到一片片整齐的农田。
“委员长，您看！”佐藤健指着村中央的一片空地，“那是我们的学校，‘黎明学堂’。有三十多个孩子在这里读书，我们教他们日语、汉语、英语，也教他们农业、手工、还有……历史。”
空地上，十几个孩子站成一排，看见北村过来，齐声用日语喊：“欢迎北村老师！”
北村的眼眶又红了。他走过去，挨个摸摸孩子们的头。
孩子们最大的十几岁，最小的只有五六岁，一个个仰着脸，眼神清澈。
“这些都是……我们的后代？”北村问。
“有些是，有些是当地岛民的孩子，委员长，您来了就好。学校正缺历史老师，您给孩子们讲讲，讲讲我们当年的理想，讲讲为什么奋斗。”
欢迎宴设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
几张长桌拼在一起，桌上摆满了食物——烤全羊、烤鱼、烤芋头、各种水果，还有一大桶米酒。村民们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不断。
北村被安排在主位。李晨坐在他旁边，佐藤健坐在另一边。
几个赤军的老同志轮流过来敬酒，说的都是当年的往事。
“委员长，还记得1974年在东京街头发传单吗？警察来了，我们分头跑，您在巷子里摔了一跤，还是我把您扶起来的！”
“北村君，1976年那次集会，您站在卡车上演讲，下面黑压压全是人。那时候您多年轻啊，声音洪亮得像钟！”
“委员长，浅间山庄那五位同志牺牲时，您三天没吃饭，一直坐在灵堂里……”
北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米酒，脸上泛着红光。十五年牢狱生涯带来的阴郁，在这一刻似乎消散了不少。
他又变回了那个年轻的革命者，眼睛里重新燃起了火。
李晨也喝了几杯。
米酒度数不高，甜甜的，但后劲不小。
他看着周围这些中老年人，心里有些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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