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郊外，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
千夏把车停在街角，没有熄火，转头对李晨说：“到了。北村先生在三楼。李桑，你自己上去吧。”
李晨看了看那栋楼——外墙的涂料有些剥落，窗户拉着窗帘，门口堆着几个废弃的纸箱。怎么看都不像“安全屋”，倒像是快要拆迁的旧房子。
“你不一起？”李晨问。
千夏摇头：“中村先生交代，只见你一个人。我在下面等，有情况按这个。”
千夏递给李晨一个小型警报器，只有纽扣大小。
李晨接过警报器，塞进口袋，推门下车。
傍晚的风吹过来，有点凉。
街道很安静，只有远处传来电车驶过的声音。
李晨走到楼前，门没锁，轻轻一推就开了。里面是狭窄的楼梯，木质台阶踩上去吱呀作响。
三楼只有一扇门。李晨抬手敲了三下。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中气很足。
李晨推门进去。
房间不大，大概二十平米，陈设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纸箱。窗户关着，窗帘拉了一半，夕阳的余晖从缝隙里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金黄的光带。
桌子旁坐着一个男人。
五十岁上下，瘦，瘦得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头发花白，在脑后扎了个小辫。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瘦但结实的小臂。
最让李晨注意的是那双眼睛——清澈，锐利，像两把刀子，能把人看透。
“坐。”男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李晨坐下，两人隔着桌子对视。
沉默持续了大概半分钟。
“你就是李晨？”
“是。您就是北村一郎先生？”
男人没直接回答，而是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文件袋，推到李晨面前：“看看。”
李晨打开文件袋，里面是几张照片——都是偷拍的，有他在机场打架的，有他在大久保巷战的，有他在剑道馆切磋的，甚至还有去医院“营救”的。
“中村给你的？”李晨放下照片。
“我自己也有眼睛，虽然躲在这里，但外面发生了什么，我还是知道的。”
李晨注意到，北村说这话时，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节奏很乱——这是紧张或者警惕的表现。
“北村先生不信我？”
“我为什么要信你？”北村笑了，“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华国人，跟我那个在黑社会混得风生水起的弟弟合作，说要救我出去。你觉得，我该信吗？”
李晨点头：“理解。换了我，我也不信。”
“那你还来？”
“因为我有必须来的理由，我答应了中村先生。”
“李晨，你知道我坐了多少年牢吗？”
“十五年。”
“对，十五年。”北村站起来，走到窗边，掀起窗帘一角往外看，“十五年，足够让一个年轻人变成中年人，让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怀疑主义者。在监狱里，我见过太多人——有的进来时满腔热血，出去时心如死灰；有的进来时死不认罪，出去时痛哭流涕。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时间会磨掉一切。”北村转过身，背靠着窗台，“信念，理想，勇气，甚至仇恨。十五年，足够让一个人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李晨看着北村。这个男人虽然瘦，但站得很直，像一棵被风雪摧残过但依然挺立的松树。
“那您的信念被磨掉了吗？”
北村沉默了一会儿，摇头：“没有。如果磨掉了，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不会让我弟弟冒险救我。我早就该‘认罪悔过’，做个‘模范囚犯’，争取减刑，然后出来找个工作，安安稳稳过完下半辈子。”
“那为什么……”
“因为有些东西，比命重要。”北村走回桌边坐下，“李晨，你练武，应该懂这个道理——武者的尊严，有时候比生死更重要。”
“我师父说过，练武之人，可以死，不能跪。”
“说得好。”北村第一次露出真正的笑容，“你师父是谁？”
“师祖杜心武，自然门。”
“自然门……”北村重复了一遍，眼神变得遥远，“杜心武……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李晨没说话，等着。
“李晨，你今年多大？”
“二十四。”
“二十四……我二十四岁的时候，已经在赤军三年了。”北村点了支烟——最便宜的那种，烟味很呛，“那时候我们真以为自己能改变世界。每天开会，学习，训练，写传单，贴标语，跟警察斗，跟政府斗。虽然累，虽然危险，但心里有火，烧得旺旺的。”
李晨安静地听着。
“后来火慢慢熄了。”北村吐出一口烟雾，“同志死的死，抓的抓，散的散。赤军从几千人变成几百人，从几百人变成几十个人。最后，就剩下我们几个老家伙，还在坚持。”
“坚持什么？”
“坚持……总得有人记得，这个国家曾经有一群人，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权，只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斗争过。”北村看着窗外的夕阳，“哪怕那个理想现在看来很可笑，很幼稚，但至少……我们真的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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