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东京港区，中村的私人会所。
李晨走进那间熟悉的客厅时，中村已经泡好了茶。
茶几上除了茶具，还放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封口用红蜡封着，上面盖着个奇怪的印章——一只展翅的鸟，鸟爪抓着剑。
“李桑，请坐。”中村今天穿了身藏青色和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比平时严肃。
李晨在对面坐下，没碰茶杯，直接看向那个纸袋：“中村先生，这就是您说的‘重要事情’？”
中村没急着回答，而是拿起茶壶，给李晨倒了杯茶：“先喝茶，上好的玉露，今年春天的新茶。”
李晨端起茶杯，闻了闻，清香扑鼻。抿了一口，确实好茶，但心思不在茶上。
中村放下茶壶，点了支雪茄，缓缓吐出一口烟雾：“李桑，你听说过……日本赤军吗？”
李晨手一顿。
赤军？
这个名字他好像在哪里听过……对了，是小时候在新闻里。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有一批激进左翼青年，搞武装斗争，搞劫机，搞爆炸，国际上管他们叫“日本赤军”。
“听说过一点，好像很多年前的事了。”
“不是很多年前，是现在还有。”中村从纸袋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到李晨面前，“这个人，认识吗？”
照片上是个中年男人，五十岁上下，瘦，戴着眼镜，眼神锐利。
背景像是在监狱里，穿着囚服，但腰杆挺得笔直。
李晨摇头：“不认识。”
“北村一郎，日本赤军最后一任军事委员长，十五年前被捕，判了无期徒刑，关在东京拘留所。今年……该出来了。”
“出来了？无期徒刑能出来？”
“理论上不能，但实际操作可以。”中村弹了弹烟灰，“日本法律，无期徒刑服刑满十五年，表现良好，可以申请假释。北村在监狱里表现‘很好’，所以今年三月，假释申请通过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中村又抽出一张照片，“你看看这个。”
第二张照片还是北村，但背景不同——是在一间病房里，北村躺在床上，身上插着管子，闭着眼睛，脸色苍白得像纸。
“假释通过后第三天，北村在拘留所突发心脏病，送进医院抢救。现在人在东京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医生说，情况不稳定，随时可能死。”
“中村先生，您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救他，把他从医院弄出来，送出日本。”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
李晨放下茶杯，笑了：“中村先生，您开玩笑吧？那是重症监护的病人，我怎么救？再说了，救出来送哪儿去？送回监狱？”
“送出国。”中村说，“去华国，或者东南亚，随便哪里，只要离开日本就行。”
“为什么？”
中村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李晨：“因为北村一郎……是我哥哥。”
李晨愣住了。
中村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复杂：“同母异父的哥哥。我母亲改嫁后生的我，但我从小是北村带大的。他比我大十二岁，我小时候，他是我的偶像。”
“那后来……”
“后来他加入了赤军，我加入了山口组，兄弟俩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他追求‘世界革命’，我追求‘极道改革’。听起来很讽刺，对吧？”
李晨没说话。
中村走回座位，重新坐下：“李桑，你知道赤军当年在日本做了什么吗？”
“大概知道一点。”
“那我给你讲讲。”
“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一批大学生、工人、知识分子，受华国文革和西方新左翼思潮影响，组织起来，搞学生运动，搞工人罢工。后来运动失败，一部分人转向武装斗争，成立了赤军。”
“他们劫持飞机，炸毁大楼，袭击美国大使馆，最着名的是1972年的‘浅间山庄事件’，五名赤军成员劫持山庄，与警察对峙十天，最后被强攻，死了两个人。”
李晨听着，感觉像在听天书。这些事离现在太远了。
“八十年代，赤军主力流亡海外，在黎巴嫩、高丽等地建立基地。北村就是那时候去的黎巴嫩。”
“他在那里待了十年，训练，学习，策划。九十年代回到日本，想重组赤军，但时代已经变了——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人们关心的不是革命，是饭碗。”
“所以他被捕了？”
“对。北村策划袭击东京都厅，但被卧底出卖，被捕。判了无期徒刑，一关就是十五年。”
李晨看着照片上那个消瘦的男人：“那他出来后又有什么用？赤军早就解散了。”
“解散了，但人还在，当年赤军的成员，现在分散在各个领域——有当律师的，有当记者的，有当NGO工作人员的。北村手里，有一份名单，还有……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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