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名年轻吏员捧着抄件，声音发紧：“林侯！这份关于去年兖州赈粮被扣的事，您是从何处得来的原始勘合？”
林昭脚步未停，只微微侧首。轿夫已上前扶住车辕，他抬手欲登，却在脚踏上顿了一瞬。
“你在工部多久了？”他问。
“三年。”吏员低头，“属下只是个抄录文书的小吏。”
“三年便知真假难掩，很好。”林昭上了轿，帘子垂落前，只留下一句，“东西从不该消失，只是有人不愿看见。”
归途未语。街市喧声渐远，轿中寂静如井。他闭目不眠，脑中却浮起白日都察院门前众人避让的身影，还有那份《六部积弊陈情表》交出后堂内骤然升起的低议。攻讦之声四起，可也有一人翻阅首页后变了脸色——那是谢允派来值厅的老书办。
到了府邸，他未入正堂，径直绕过影壁，穿廊至西厢小书房。夜风穿窗，吹动案上几张散纸。他坐定，取过一方素笺，研墨提笔。
第一封信致谢允。字迹平稳，无悲无怒，唯言近日所行非为争权，实因纲纪崩弛已久，若无人执绳墨以正之，则天下公道将尽归暗室。末了写道：“昔共查案，君持铁面，我秉孤心。今浊浪滔天，愿仍并肩于风檐之下。”
第二封寄徐怀之。不谈政局，只忆岭南驿道修通当日，山民携米酒相迎，老者跪地叩首。信中说：“彼时你说，匠人一生能成一役足矣。然今日之国，缺的不是巧匠，而是容匠人安心做事的世道。”
第三封则分抄两份，托旧仆秘密送往两位寒门出身的御史台官员宅中。信中仅引《礼记》一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下无多言，唯有朱砂小印轻轻盖下，如一点血痕。
三日后，谢允来了。
黄昏时分，门房通报“有客独至”，林昭正在院中踱步，闻言即返书房。谢允已坐在灯下，斗篷未解，神色凝重。
“你递来的信，我读了三遍。”他开口便问，“现在满朝都说你要揽权，连宫中都有风声，你真不怕？”
“怕。”林昭答得坦然，“但我更怕十年之后，再无人敢提兖州赈粮四个字。”
谢允盯着他看了许久，忽然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卷册子——正是那日交予都察院的《六部积弊陈情表》副本。
“你把每一条都列出了原档编号、经手人、地方回文日期。”他翻到中间一页，“这一条户部拖延灾银发放，受害人名单竟详细到村妇李氏，因饿极盗麦被捕，至今囚于县狱……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我去过那个村子。”林昭轻声道，“她儿子抱着襁褓跪在雪地里，求官差留一口粮。没人听。后来我把她的供词和县衙账簿对上了。”
屋内一时无声。烛火跳了一下，映得两人影子在墙上微微晃动。
良久，谢允合上文书，放在案上。“若你以此为旗，”他说，“我不敢称先锋，但可守旗不倒。”
次日清晨，林昭并未回访，而是亲自前往工部衙署。他在值房外止步，未通名，只命随从交出一张简帖，由一名老仆转呈徐怀之。
帖子上只有两句：
“水利关乎民命，匠心得安，则天下可治。”
半晌，老仆返回，带回一个空布囊，还有一句口信：“明日午时，竹溪书院旧址。”
翌日正午，日光斜照。林昭独自步行至城北废园。昔日书院早已荒芜，讲堂倾颓，石阶生苔。他刚踏入庭院，便见一人立于残碑旁，青衫朴素，正是徐怀之。
“你来了。”徐怀之迎上前，语气平静，“我昨夜思忖整晚，终究觉得，若此时退缩，便是负了自己当年治水时许下的诺言。”
林昭点头：“我知道你在工部处境不易。周崶虽贬，其党羽仍在，你若公开与我往来，新政营建恐遭阻滞。”
“所以我不能常出现在你府上。”徐怀之直言，“但若有实政需技术佐证，或工程账目需核验，我可暗中助你调档、比对出入。”
“不必具名，不必露面。”林昭道，“只要事属实，人可信，证据自有重量。”
二人并肩缓行于荒院之中，不谈结盟，不论派系，只论浙东如何以竹木固堤、岭南驿道如何避滑坡改线。说到某处关键地形，徐怀之蹲下身，用树枝在地上画出水流走向，林昭俯身细看，手指轻点一处弯道：“此处若加一道泄洪渠，雨季可减七成压力。”
徐怀之抬头看他一眼，忽而一笑：“你竟还记得这些细节。”
“我记得的不只是图样。”林昭站起身，“我还记得你说过，一条河治好，能养活三万百姓。”
七日后，城南静庐。
此处偏僻幽静，原是前朝一位致仕学士的读书处，如今少有人至。林昭午后抵达，见五人已在厅内等候，皆着便服，无一穿官袍。谢允居左，徐怀之坐右，其余三人是他此前联络的寒门御史，其中便有那日追问勘合来源的年轻吏员。
席间无主位，六人环坐。茶过一巡，林昭开口：“今日相聚，不为结党，不立名册，亦不留字据。诸位可知我为何请你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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