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湾县第三实验小学，这个名字像一枚生锈的钉子，扎在李娟记忆的角落里。
那曾是他们这些“实验小学”本校生口中不屑一提的分校，是教学质量和生源都差一截的“二等公民”。
赵小兰，不，是赵小梅，竟然去了那里。
从一个被所有人期待着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优等生，到一个乡镇小学的普通教师。
这中间隔着的，是怎样深不见底的鸿沟？
李娟几乎是立刻就行动起来。
她没有直接打电话，这个年代，贸然的电话只会被当成骚扰。
她通过县城教育系统的朋友，辗转要到了第三实验小学校长的手机号。
电话接通时，那头传来一个疲惫而警惕的声音。
李娟报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尽量让语气显得诚恳而无害。
“赵小梅老师？”校长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意外，随即转为一种复杂的感慨，“哦，你说她啊……她是个好老师，就是……太独了。”
据校长断断续续的描述，三年前的一个雨天，赵小梅一个人背着个半旧的帆布包，徒步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浑身湿透，像一棵被暴雨打蔫的秧苗。
她来应聘一个没人愿意干的代课老师岗。
当时学校缺人，校长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赵小梅只提了一个要求，一个在如今的乡镇教育环境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天真的要求：“校长，我可以不要任何绩效奖励，工资按最低标准发就行。但我教的班，能不能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评比，也请您跟家长们说好，我这里不收任何东西。”
这要求与其说是清高，不如说是一种决绝的自我放逐。
她像一个逃兵，主动选择了一片不会再有战火的荒原，甘愿被所有人遗忘。
“她几乎不跟同事来往，没课的时候就待在宿舍里，或者去后山看那些野花。”校长叹了口气，“我们都觉得她有心事，可谁也问不出来。就像个玻璃人，看着透明，其实谁也走不进去。”
李娟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她拜托校长转交一封信。
三天后，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通过同城快递，邮费到付。
信封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力道很轻，却像刀刻一般清晰：
“别找我，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着写检讨的孩子了。”
当晚，院子里只有虫鸣。
李娟坐在陈景明身边，将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在他手心写下。
陈景明安静地“听”着，面无表情。
他那张因失明而显得格外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
长久的沉默后，他忽然抬起手，朝李娟的方向摸索着，示意要纸笔。
李娟把那台特制的盲文打字机推到他面前。
“咔嗒——咔——咔嗒嗒——”
金属撞击纸张的清脆声在夜色中格外响亮，像在敲打着某种坚硬而冰冷的宿命。
片刻后，一张窄窄的纸条从机器里吐了出来。
李娟拿起纸条，借着手机屏幕的光看清了上面的凸点。
她辨认了许久，终于读懂了那句话。
“告诉她，狗剩现在也怕考试——但不再逃了。”
狗剩。
这个早已被尘封在童年里的乳名，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另一扇门。
李娟明白，这不是劝说，而是一次身份的对等。
你不再是那个哭着写检讨的孩子，我也早已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陈景明。
我们都是被考试吓破了胆的幸存者。
这一次，李娟没有再写信。她联系了孙建国团队里的社工小雨。
小雨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姑娘，样貌普通，眼神却有种超乎年龄的沉静。
她独自一人去了山区，没有穿戴任何带有社工或心理干预标识的衣物，就像一个偶然路过的旅人。
她在学校的村口，拦住了傍晚放学后准备回宿舍的赵小梅。
赵小梅比记忆中瘦了很多，皮肤因为山里的日晒而显得有些粗糙，但那双眼睛，依旧清亮得像一汪泉水，只是泉底沉着一层厚厚的、化不开的淤泥。
她看到陌生人，本能地想要绕开。
“赵老师。”小雨的声音很轻，“我能跟您坐会儿吗？我有点害怕。”
这个开场白让赵小梅停住了脚步。
两人就坐在路边一块被磨得光滑的石阶上，身旁是汩汩流淌的溪水。
小雨没有提李娟，没有提陈景明，更没有提任何心理疏导。
她只是望着远处的青山，自顾自地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我第三次割腕被救回来那天，做了一个梦。”小雨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梦见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她指着我的鼻子说，‘你要是再考倒数第一，下学期就别来上课了’。然后我就醒了，浑身都是汗。我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我努力了那么多年，又是考证又是读研，不是为了证明我有多优秀，只是为了向那个早就不记得我的老师证明——你看，我没有再考倒数第一。”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