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的寂静只持续了不到十秒，便被一阵接一阵手机震动的嗡鸣声彻底撕碎。
最初，只是后排一位母亲下意识地掏出手机，随即她猛地捂住了嘴，眼睛死死盯住屏幕，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
她颤抖着手指，将那段刚刚收到的视频转发到班级家长群里。
《我们的孩子不是数据》。
这个粗糙却饱含力量的标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深水炸弹，瞬间在数百个家庭的微信群里掀起滔天巨浪。
视频的转发量以一种失控的几何级数疯狂攀升，从班级群到年级群，再到各个学区房的业主群、兴趣班的补习群。
不到半小时，转发量突破百万。
视频里那个蹲在角落啃馒头的瘦小身影，那个对着摄像头惶恐不安的眼神，那份被撕碎的报告，像一把把精准的刻刀，刻进每一位中产父母最柔软也最焦虑的神经末梢。
教育局的电话几乎是第一时间打到了葛兰芝的私人手机上。
对方的语气前所未有的严厉，措辞从“高度关切”迅速升级为“责令彻查”，命令她立刻暂停任何关于“A/F档”的公示和分流计划。
校长办公室的灯光直到午夜依然亮如白昼。
葛兰芝面无表情地盯着电脑屏幕，一封封措辞激烈的投诉邮件像潮水般涌入，服务器后台甚至因为瞬时访问量过大而一度瘫痪。
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抚过墙角一个蒙尘的相框，照片已经泛黄，上面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农村女孩，怯生生地站在一所破败的山村小学门口。
相框背后，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刻着一行字：葛兰芝，五年级期末考，总分58，评语：差生。
“校长，公关部建议您先申请病假，避避风头。”年轻的助理小心翼翼地劝道，“舆情已经失控了，几个大V都下场了，再扛下去，您的职业生涯就……”
葛兰芝摇了摇头，眼神里没有一丝退缩，反而燃起一种近乎偏执的冷光。
“如果连我都退了，谁来保护那些真正优秀的孩子？这个世界本就是不公平的，我的责任，是为那些能飞得更高的鸟，清理出一条没有障碍的航道。”
她拿起电话，声音恢复了往日的冷静和权威：“通知技术部门，封锁校内所有监控录像的调阅权限，一份都不能泄露出去。另外，联系律所的王律师，我们准备起诉，就告那个带头的家长，寻衅滋事，诽谤造谣。”
风暴的另一端，陈景明家中却异常安静。
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宁静。
老胡，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
他一进门，便从怀里掏出一个工作证，上面印着“市电视台专题部编导”，只是早已过期。
他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然后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无法听说。
他拿出随身携带的写字板，用马克笔飞快地写下一行字，字迹遒劲有力，仿佛要穿透纸背。
“我能剪出他们不敢播的东西。”
老胡曾是体制内最顶尖的剪辑师，因为一次揭露报道而被迫“病退”。
他被没收了发声的权利，却将所有的愤怒和技巧，都灌注到了无声的影像里。
在王强腾出来的废弃社区活动中心，老胡用几台二手设备迅速架设起一个临时工作站。
他将陈景明提供的所有原始素材——包括那个女职员冒着巨大风险传出的内部培训视频，周医生备份的情绪波形图，以及一些家长偷偷录下的音频——全部导入了进去。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同弹奏一曲愤怒的交响。
很快，一段隐藏的监控镜头被他挖了出来：测评教室里，一位老师正用循循善诱的口吻，引导一个孩子回答：“我不喜欢玩，我喜欢做题。”另一段音频里，一个男人用油腻的嗓音向测评中心的人许诺：“只要我家孩子能进A档，那个新西兰的游学名额，就是您儿子的。”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一段环境音嘈杂的录音。
那是小宇的父亲，那个老实的环卫工，在清扫凌晨的街道时，用最老旧的手机录下的。
背景音里，环卫车的广播正用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地播报着“本市素质教育成果汇报，学生综合素质再创新高”。
而前景，是他蹲在马路牙子上，一边用力咀嚼着冰冷的馒头，一边对着手机压低声音说的话，仿佛在跟远方的儿子通话：“儿啊，是爸没本事……咱不配进那个亮堂堂的教室……你别怪他们，怪爸……”
老胡将这段录音作为片尾，没有配乐，只有环卫车广播的宏大叙事和父亲卑微的哽咽形成的巨大反差。
最后，屏幕缓缓变黑，浮现出一行白色的大字，每一个字都像一声重锤：
“你删掉的每一帧，都是命。”
与此同时，李娟正在妇联大楼里，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她以“新市民家庭教育现状”为题，正式申请了一笔专项调研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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