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公事公办的冷静，比任何咆哮都更像淬了毒的冰锥。
村里的空气，在麦子彻底泛黄的最后几天里，凝固成一块沉甸甸的铁。
田埂上再也听不到闲聊的笑声，家家户户的婆姨们在井边洗衣，都低着头，槌衣的闷响里透着一股子压抑。
每个人心里都揣着一本账，一本是自家的收成，另一本，是周德海的怒火。
暴风雨没有迟到。
在割麦的前一天，村口的大喇叭用一种毫无感情的电流音，将周德海的决定砸进了每户人家的院子。
“经村两委研究决定，为配合乡里‘村级债务清理’工作，保证国家公粮足额上缴，今年公粮征收标准，在上年基础上，上浮百分之十五。同时，对存在历史欠款的农户，将优先从其麦收总额中进行抵扣。望广大村民，积极配合……”
滋啦的电流声戛然而止，村庄陷入死寂。
陈景明的母亲正在院里磨镰刀，听到这话，手一哆嗦，磨刀石“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
她脸上最后一丝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上浮百分之十五，优先抵扣。
这两条规矩就像两把锁，死死卡住了陈家的喉咙。
这意味着他们家辛辛苦苦一年的麦子，刚从地里打出来，甚至还没晒干，就得被拉走大半。
剩下的，别说还债，连一家人过冬的口粮都不够。
更狠的还在后头。
村里的闲汉二狗子，得了周德海几包烟的好处，成了传声筒。
他挨家挨户地串门，话里话外地敲打：“周会计说了，今年麦收是公事，谁家要是乱伸手，帮不该帮的人，那就是跟全村的规矩过不去，影响了公粮征缴，后果自负。”
往年热热闹闹、吆五喝六的互助割麦队，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散了。
那些原本答应好要来帮忙的叔伯，见到陈景明的父亲，都尴尬地低下头，绕着道走。
人心，凉得比井水还快。
夜里，陈家那盏昏黄的灯泡下，三个孩子再次聚首。
王强气得一拳砸在桌上，震得搪瓷杯里的水都晃了出来：“他娘的！这老王八蛋不让咱们活了！明儿我叫上我爹，先去把他家的麦子给点了！”
“没用的，”李娟的声音异常冷静，她指尖捏着一根麦秆，反复摩挲着，“烧了他家的麦子，你也犯了法。他现在不敢碰法律，就开始动人心。他要把你们家从村里孤立出去，用所有人的压力逼你们家低头，到时候，他再出来当‘好人’，让你们家签下更苛刻的还款条约。”
陈景明一直没说话，他看着母亲在里屋床上翻来覆去烙饼似的睡不着，心里像被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闷。
他头顶上属于周德海的那个标签【吃人不吐骨头】，此刻正幽幽地闪着红光，像一只窥伺的眼睛。
“那怎么办？”他哑着嗓子问。
“他打‘公粮牌’，我们就打‘良心牌’。”李娟将手里的麦秆折成两段，眼神锐利如刀，“他想让全村人当他的帮凶，我们就得让全村人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她从书包里掏出纸笔，借着灯光，一字一句地写了起来。
那不是小学生的作文，而是一篇战斗檄文。
她写周德海如何利用会计的身份，将给五保户的补贴款项含糊处理；写他如何帮着放贷的人，用“阴阳合同”让利息翻倍；写他如何虚报村里的受灾亩产，骗取上面的救济粮，转手倒卖。
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
文章的末尾，她用最朴素也最刺心的话收尾：“他让我们饿着肚子交公粮，自己却在镇上的新街盖了两层小楼，买了彩电。乡亲们，这公粮是交给国家的，还是交给他周家的？”
王强看得两眼放光，一把抢过：“这玩意儿得贴村口！让所有人都看看！”
“不行，”李娟拦住他，“贴在村里，不出半小时就会被撕掉，还会打草惊蛇。要贴，就贴到镇上去！”
她压低声音，快速布置：“供销社门口人最多，信用社都是去存钱取钱的，还有乡中学的公告栏，那些中学生识字，嘴巴也快。你明天一早就去，贴了就跑。”
王强嘿嘿一笑，拍着胸脯领了命。
他又想到了什么，眼睛一转：“光有纸还不够，得有活的！”
第二天，王强果然没让人失望。
他不仅把那些《致全体村民书》贴遍了镇子的每个角落，还领着村西头的二愣子，在供销社门口上演了一出“活体控诉”。
二愣子家去年就是被周德海哄着画押，借了高利贷，最后把家里的耕牛都卖了。
王强教了他几句颠三倒四的话，让他逢人就哭诉：“周会计……灌我酒……让我画圈圈……我的牛没了……”
二愣子虽然话说不清楚，但那份真实的悲愤和绝望，配上他涕泪横流的样子，比任何檄文都更具冲击力。
围观的人群里，很快就有人窃窃私语：“哎，他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去年我家领化肥补贴，周会计也说让我画个圈就行，账目根本不给看。”“可不是嘛，他家的账，就没清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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