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腊月，大兴安岭的老黑岭已经封山两个月了。
陈树海是头一回参加冬季伐木队。他穿着崭新的羊皮袄，站在解放卡车的后斗里，看着路两旁的落叶松和白桦林像两堵密不透风的墙往后倒。天是铅灰色的，雪片子斜着刮，打在脸上跟砂纸蹭似的。前头开车的赵大山喊了声“抓紧”，车就颠进了一条被雪埋了半截的土路。
“这就是老黑岭了。”赵大山熄了火，跳下车，靴子踩进雪里没到小腿肚。
陈树海跟着跳下来，冷风像无数根针顺着领口袖口往里钻。他今年二十三，家在三百里外的小县城，接了父亲的班才进的林业局。父亲去年冬天伐木时被倒树砸断了腿，家里需要钱，他就来了。来之前，母亲把父亲那件穿了二十年的羊皮袄补了又补，叮嘱他：“进山别乱看，别乱应声，尤其夜里。”
“愣着干啥？搬东西！”赵大山拍了拍陈树海的肩膀。
队伍连陈树海一共五人。除了赵大山这个五十出头的老队长，还有三个老伐木工：大刘、老耿、小山东。都是跟山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脸上被风吹出深深的褶子，手像老树皮。他们熟练地从车上卸下帐篷、油布、粮食、煤油灯、斧头和锯。东西用麻绳捆好，每人背一包，手里再拎点，就往林子里走。
雪深，走起来费劲。陈树海喘着粗气，白雾一团团从嘴里喷出来。林子里静得吓人，只有脚踩雪的“咯吱”声和风穿过树梢的尖哨。偶尔有雪从枝头滑落，“噗”地一声，陈树海总要惊得抬头看。
“别一惊一乍的。”走在前头的大刘头也不回，“这老林子里，除了咱们，连只活蹦乱跳的兔子都难找。”
走了约莫一个钟头，到了块稍微平整的坡地。赵大山指了指：“就这儿，背风。”
雪窝棚的搭法，陈树海是第一次见。
先是用铁锹把积雪拍实，挖出半人深的坑，坑底铺上油布和干草。再用砍来的桦木杆子搭出人字形的架子，盖上两层厚帆布，帆布外头再压一层油布，缝隙用雪填死。最后在窝棚口挂上羊皮帘子，里头点起煤油灯，一个小小的、能勉强容身的窝就算成了。
“这叫‘雪窝子’，比帐篷暖和。”赵大山一边用麻绳固定最后一根杆子，一边说，“夜里零下三十多度，帐篷能冻透，这玩意儿靠着地气，冻不死人。”
五个雪窝棚排成一溜，每个相隔十来米。赵大山住最中间，说是“压阵”。大刘和老耿住他左边，小山东住右边。陈树海被安排在最右边，紧挨着林子。
“树海是新来的，靠边住，夜里警醒点。”赵大山说这话时，眼睛没看陈树海，只顾着卷旱烟。
陈树海心里有点硌应，但没敢吱声。他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进窝棚。窝棚很小，躺下后头顶离帆布只有一尺高。他挂上煤油灯，把斧头靠在手边，羊皮袄叠好当枕头，干粮袋子挂在棚顶的木橛子上——怕耗子偷。干粮是硬邦邦的玉米饼子和咸菜疙瘩，还有一小瓶劣质白酒，是临行前父亲塞给他的：“冷极了抿一口，别多喝。”
安顿好，天已经黑透了。
外头传来大刘他们的吆喝声，是在生火做饭。陈树海钻出去，看见空地中央挖了个浅坑，架着铁桶，里头煮着土豆和白菜。火苗舔着桶底，映得几个人的脸忽明忽暗。赵大山往桶里撒了把盐，又从怀里掏出个小纸包，抖了点干辣椒末。
“凑合吃，明天开干。”赵大山给每人舀了一碗糊糊状的东西。
土豆半生不熟，白菜梆子嚼起来像树皮。但陈树海饿急了，呼噜呼噜吃完，身上才有了点热乎气。吃完饭，几个人围着火堆抽烟。赵大山抿了口白酒，开始讲他年轻时遇到的怪事。
“……那年在鹿鸣沟，也是这月份。我们队里有个小子，夜里总说听见有人敲他窝棚。出去看，啥也没有。后来有天早上，发现他窝棚外头一圈脚印，跟他自己的一模一样，就是脚后跟印子特别深，像有人踮着脚后跟走道。没过三天，那小子就疯了，非说林子里有东西学他走路。最后怎么着？掉冰窟窿里了，捞上来的时候，脚上的胶鞋少了一只。”
大刘嘿嘿笑：“老赵你又吓唬新人。”
“信不信由你。”赵大山把烟头摁进雪里，“这老林子年头久了，啥玩意儿没有？山魈借鞋，雪鬼画形，老话不是白传的。”
陈树海听得后背发凉。他想问问具体是咋回事，但看其他人都是一副“又来了”的表情，就没敢开口。
夜里九点多，火堆熄了，各自回窝棚。陈树海钻进自己的雪窝子，把羊皮帘子掖严实，煤油灯调到豆大的一点光。外头的风呜呜地吹，帆布哗啦啦响。他躺下，羊皮袄盖在身上，还是冷得直哆嗦。斧头就放在手边，手握着斧柄，心里才稍微踏实点。
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刚要睡着，他听见了声音。
咯吱。
咯吱。
一步一顿，像是有人在雪里拖着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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