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靠山屯，风跟刚从老林子冰窖里捞出来的刀子似的，刮在脸上能疼到骨头缝里。雪下了整三天，把村道两旁的苞米秆子埋得只剩个梢头，踩上去“咯吱”一声，雪沫子顺着胶鞋帮子往裤脚钻，冻得人脚脖子发麻。王老栓裹紧了那件打了四层补丁的黑棉袄，缩着脖子往村西头的老磨房挪，下巴上的白胡子沾着霜，一说话就冒白气，像头老黄牛在喘。
这磨房是老王家的根，打他太爷爷那辈就戳在这儿了。青砖墙被百年的风雨泡得发黑，墙缝里钻着干枯的拉拉秧，房檐上挂着的冰棱子足有二尺长，阳光一照，亮得晃眼，像一排倒悬的水晶刀子。王老栓今年六十八，老伴走了十五年，儿子在城里开了个小饭馆，去年冬天就嚷嚷着接他进城享福，说城里有暖气，不用烧炕，不用劈柴。可王老栓死活不去——城里的楼太高，门太硬，夜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哪比得上村里的土炕踏实？更别说这老磨房里，还藏着他半辈子的念想。
年轻的时候，他就靠着这盘青石雕的磨盘过日子。天不亮就牵着家里的老黑驴进磨房，驴拉着磨转，他在旁边添苞米，磨出来的玉米面又细又香，除了自家吃，还能挑到镇上去卖，换钱给老伴抓药，供儿子读书。后来老驴老死了，磨盘就荒了，一荒就是十年。房梁上结满了蜘蛛网，像挂着的破棉絮，磨盘上落的灰，手指一戳就是个坑。可王老栓舍不得拆，总觉得这磨房还活着，等开春暖和了，还能再转起来。
“栓叔，你真要修这破磨房？”身后传来粗声粗气的喊，是村里的泥瓦匠张二柱，骑着辆电动三轮车，车斗里装着瓦刀、撬棍，还有几袋水泥，车轱辘压在雪地上，留下两道深辙。张二柱三十来岁，膀大腰圆，是村里最能干的后生，说话办事都透着股子实在劲儿。
王老栓停下脚，回头瞅他：“咋地？嫌我这活儿小，不挣钱？”
“瞧您说的！”张二柱赶紧把车停在雪地里，搓着冻红的手跑过来，“我是说这腊月天，砂浆都上冻，砌墙不结实。再说这磨房都荒成这样了，不如扒了重盖，省事儿。”
“扒不得。”王老栓摆了摆手，往磨房里走，“这墙是我太爷爷那会儿砌的，用的是老山泥，掺了麦秸，比现在的水泥结实。就是东墙漏风，去年冬天我来扫雪，风顺着墙缝往里灌，能吹透棉袄。你帮我把东墙拆了重砌，顶子再补补，别让雪漏进来就行。”
张二柱跟着进了磨房，一股混杂着尘土、霉味和淡淡牲口骚味的气息扑面而来。他打了个喷嚏，借着从破窗户透进来的光打量四周：磨盘稳稳地立在中央，比他还高，青石板的盘面磨得发亮，中间的磨眼像只黑洞洞的眼睛，盯着人看。房梁上的椽子都朽了，挂着的玉米棒子早就干透了，发黑发瘪。“行，栓叔，听您的。”他拍了拍墙，“这墙是实心砖，拆起来费劲，我再叫俩徒弟来，中午管顿饭就行。”
“管够！”王老栓乐了，“中午我给你们炖酸菜粉条，放五花肉，管饱。”
不到一个时辰，张二柱的两个徒弟就来了，都是十八九岁的半大孩子，冻得脸通红，手里拎着大锤和凿子。三个人先把东墙根的杂物清开，有破笸箩、断了腿的板凳，还有半袋发霉的苞米。王老栓蹲在门口抽烟，看着他们抡起大锤砸墙，“咚”的一声，震得房顶上的雪都往下掉。可那老砖墙真结实，砸了好几下，只掉下来几块碎砖渣，露出里面掺着麦秸的老山泥，硬得像石头。
“栓叔，这墙里莫不是有啥硬东西？”张二柱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疑惑地说，“我砸过那么多老墙，没见过这么结实的。”
王老栓也觉得奇怪，凑过去看：东墙的中间部分颜色比别的地方深，敲上去声音发闷，不像空的。“再砸砸，顺着砖缝凿。”他说。
张二柱换了把凿子，插进砖缝里，两个徒弟在后面使劲推撬棍。“轰隆”一声闷响，半面墙塌了下来，尘土飞扬，呛得人直咳嗽。王老栓被张二柱拉到一边，等烟尘散了，他往墙根底下一看，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在坍塌的墙土中间，露着半截黑乎乎的东西，形状像根骨头，上面沾着些暗红色的泥，散发着一股说不清的腥臭味，像是牲口腐烂的味道，又带着点土腥味，钻进鼻子里，让人胃里发翻。
“这是啥玩意儿？”一个徒弟凑过来，用撬棍拨了拨那东西，露出了完整的形状——是半截驴腿骨，从膝盖往下，骨头节都还完好，只是颜色发黑，像是被烟熏过，又像是泡在血里太久，透着一股诡异的光泽。驴蹄子还在，角质层硬邦邦的，上面沾着的泥已经干透了，结成了块，抠都抠不下来。
“邪性。”张二柱往后退了一步，脸上露出了惧色，“栓叔，这老墙里咋会埋着驴骨头？咱们靠山屯的规矩，驴是通人性的，尤其是拉磨的老驴，死了都得埋在向阳的地方，咋能埋在墙里？这不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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