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霜降刚过，陈树平背着铺盖卷，在长途汽车的颠簸里吐了三回，才总算到了石头村。车轱辘碾过村口那座用碎石垒的小桥时，司机探出头喊了一嗓子：“石头村到了！陈同志，往前走三百步，红砖墙带木牌的就是供销社！”
风里裹着山核桃的涩味和柴火的烟味，刮在脸上像细沙打。陈树平拢了拢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顺着司机指的方向走。路是土的，踩上去软乎乎的，偶尔能看见几只鸡在路边刨食，见了生人也不躲，歪着脑袋瞅他。远处的长白山余脉卧在灰蒙蒙的天底下，像一头沉睡着的巨兽，山尖上已经落了点雪，白得扎眼。
三百步的路，他走了快十分钟。石头村供销社比他想象的更旧，红砖墙掉了大半皮，露出里面青灰色的土坯，门楣上挂着块木牌，“石头村供销社”五个漆字褪得只剩个模糊的轮廓，边角还裂了道缝。门口摆着两个掉漆的铁皮桶，里面插着几束干得发硬的野菊，不知是哪个季节留下的。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杂着肥皂味、酱油味和旧纸张的气息扑面而来。屋里光线昏暗，只有屋顶挂着的一盏十五瓦灯泡亮着，昏黄的光线下，货架上的货物都蒙着一层薄灰。一个穿着蓝布褂子的老头正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听见动静抬起头，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你就是县里派来的小陈吧？我是老主任，姓王。”
陈树平赶紧点头，把介绍信递过去。王主任接过，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又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年轻人，身子骨看着挺结实，就是细皮嫩肉的，怕是要遭点罪。”他说着站起身，指了指柜台后面的一排抽屉，“左边这几个是放钱和票据的，右边这个，”他顿了顿，指了指柜台最下方一个锁着的抽屉，“别碰。”
陈树平愣了一下，“为啥啊王主任？这里面放的啥？”王主任的脸沉了沉，没正面回答，只是把一串钥匙放在柜台上，“夜里打烊后，柜台收拾干净就早点回后屋睡觉，别瞎逛悠，村里的路黑，也别跟村民打听太多旧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见，“我家在村东头，有事……实在没法子再喊我。”
这话听得陈树平心里犯嘀咕，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多问。王主任又交代了几句进货的流程和村里常来买东西的人的习惯，比如村西头的李老太每次都要赊半斤盐，月底才结账；猎户张老三总在月初来打一斤散装白酒，顺带换几发猎枪子弹。交代完这些，王主任就背着个旧布包走了，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锁着的抽屉，眼神复杂。
店里就剩陈树平一个人。他绕着货架转了一圈，货物不算多，无非是肥皂、牙膏、火柴、盐酱油醋，还有一些印着“上海”字样的雪花膏，以及堆在角落的几匹粗布。货架最上层摆着几瓶罐头，标签都黄了，不知道放了多久。柜台是木质的，暗红色的漆掉了不少，露出里面的木纹，摸上去冰凉粗糙。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那个锁着的抽屉上。抽屉不大，嵌在柜台最下面，位置很低，得蹲下来才能看清。锁是老式的铜锁，表面生了层绿锈，锁芯里积着灰。陈树平蹲在那里看了半天，心里的好奇像野草似的疯长——王主任那副讳莫如深的样子，到底是啥宝贝，还是啥见不得人的东西？
头三天过得还算平静。村里的人不多，来买东西的大多是些老人和妇女，说话都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慢声慢气的，买东西时也不咋咋呼呼，付了钱就走。陈树平试着和他们搭话，问村里的情况，可一提到供销社的旧事，或是那个锁着的抽屉，对方要么就转移话题，要么就摇摇头说“不知道”，眼神里还带着点异样的警惕。
第三天晚上，陈树平盘完账，把钱和票据都放进左边的抽屉锁好，正准备收拾柜台回后屋睡觉，目光又落在了那个铜锁上。王主任的话在耳边响着，可好奇心实在压不住。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串，王主任给的那串钥匙里，有一把小小的铜钥匙，看着就像是开这个锁的。
“就看一眼，看完就锁上，没人知道。”他给自己找了个借口，蹲下身，把那把小铜钥匙插进锁芯。“咔哒”一声轻响，锁开了。抽屉里没什么特别的，只有一本厚厚的账本，躺在最里面，上面盖着一层薄灰。
陈树平把账本拿出来，放在柜台上。账本的封面是黄色的牛皮纸，已经磨得发亮，边角都卷了起来，像是被人翻看过无数次。封面上没有字，只有一道深深的折痕。他翻开第一页，一股陈旧的纸味夹杂着淡淡的霉味飘了出来。
里面的字迹是用蓝黑色墨水写的，已经褪得有些模糊。奇怪的是，上面记的不是寻常的账目，没有日期，没有商品名称，只有一串串扭曲的符号，像是蚯蚓一样缠在一起，根本看不懂。陈树平翻了几页，都是这样的符号，直到翻到中间几页，他的呼吸一下子停住了。
那几页上画着黄鼠狼，不是简单的素描，而是形态各异、神态诡谲的画。有的黄鼠狼像人一样直立着身子，穿着破烂的衣服，手里还拿着小小的锄头；有的则蹲在石头上，眼睛画得特别大，黑黢黢的，像是在盯着看画的人；最吓人的是一页上画着一群黄鼠狼，围成一个圈，中间跪着一个人，黄鼠狼们都抬着头，嘴里像是在念着什么。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