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的大兴安岭，冬天冷得邪乎。刚进腊月，一场连刮三天的白毛风就把进山的路全封了，雪没到大腿根，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跟小刀子割似的疼。老周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蹲在林场宿舍的门槛上，咬了一口冻得邦邦硬的冻柿子，冰碴子顺着喉咙往下滑，激得他打了个寒颤。“周哥，今晚还是你值夜巡山？”门口传来脚步声，是刚分配来的小年轻刘磊，手里攥着个掉漆的搪瓷缸，里面飘着几片茶叶。
老周“嗯”了一声，把冻柿子核吐在雪地里，核子刚落地就冻在了地上。“你新来的，夜里山路不熟，待在宿舍守着电台，有事我喊你。”他站起身，军大衣上的雪沫子簌簌往下掉。老周今年五十四，在这大兴安岭的盘古林场守了三十年林子，脸被风雪吹得黝黑粗糙，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蚊子，可一双眼睛却亮得很，不管是黑灯瞎火的林子还是冰滑的山路，他都能瞅得明明白白。林场的人都说，老周是“林子里的活地图”，连狼都得给三分面子。
“周哥，你真不信那事儿啊？”刘磊凑过来，声音压得低低的，“早上我跟王师傅闲聊，他说前几天巡山，在哑巴沟那边瞅见个穿白衣服的女的，大冬天的就穿件单衣，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老周嗤笑一声，从怀里摸出个扁酒壶，拧开盖子抿了一口烧刀子，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滑下去，浑身都暖了几分。“山里的雾气大，风一吹啥影子没有？王师傅那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别听他瞎咧咧。”
话是这么说，可老周心里也犯嘀咕。哑巴沟那地方，确实邪性。早年间是淘金客的坟地，后来日本子来了，在那儿杀过不少抗联的，解放后又出过几次人命——有迷路冻僵的，有被熊瞎子拍死的，还有个年轻护林员，好好的突然就疯了，嘴里喊着“白影子”“没脸”，没过半年就跳了山涧。林场的老辈人都说，哑巴沟的阴气重，晚上没人敢往那儿去。
傍晚六点多，天就黑透了。大兴安岭的冬天，黑夜长得像没有尽头，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住，连颗星星都没有。老周检查了一遍他的老伙计——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龄比刘磊都大，车身坑坑洼洼的，喷着“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的红漆，有些地方漆皮掉了，露出底下的锈迹。“老伙计，今儿个又得辛苦你了。”他拍了拍方向盘，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内一股混合着机油、烟味和烧刀子酒气的味道，是老周再熟悉不过的气味。他拧动车钥匙，发动机“突突突”地响了半天，才勉强发动起来，声音跟咳嗽的老头似的。仪表盘上的灯光很暗，油表指针指在半格，水温表半天没动静。老周打开暖风，风口吹出的风先是凉的，过了好一会儿才透出点热气。他摸出对讲机，按了一下通话键：“总部总部，我是老周，准备出发巡山，路线是三号区到哑巴沟，完毕。”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刺啦刺啦的杂音，过了几秒才传来宿舍值班员的声音：“收到老周，注意安全，今晚风雪大，哑巴沟那边别待太久，完毕。”“明白。”老周把对讲机放在副驾驶座上，又从仪表盘的抽屉里摸出一副手套戴上——是那种厚棉的，指尖磨出了洞，露出里面的毛线。他挂挡、松手刹，吉普车慢悠悠地驶出了林场宿舍的院子，顺着唯一的一条土路往山里开去。
刚出院子，风雪就大了起来。雪花打在车窗上，发出“噼啪”的声响，雨刮器来回摆动，却怎么也刮不干净，玻璃上总是蒙着一层模糊的白霜。老周不得不时不时地伸手，用手套擦一下玻璃内侧。车灯亮着，两道昏黄的光柱射向前面的黑暗，却像是被吞噬了一样，只能照到几米远的地方。路两旁的松树又高又密，光秃秃的枝桠在风中摇晃，影子投在雪地上，像张牙舞爪的鬼。
“这鬼天气。”老周骂了一句，又抿了一口烧刀子。他开得很慢，车速始终保持在二十迈左右。这山路太险，雪下得又厚，稍不注意就会滑进旁边的沟里。他的右脚始终虚放在刹车上，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的路面，连眼都不敢多眨。车里的收音机开着，调到了当地的一个电台，信号很差，一会儿是刺耳的杂音，一会儿是断断续续的歌曲，偶尔还会冒出几句天气预报：“……大兴安岭地区未来二十四小时有强降雪，气温降至零下三十五度，局部地区有暴风雪，提醒山区居民避免外出……”
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三号区的检查站。这是一个简陋的木房子，里面有个烧煤的炉子，是护林员休息的地方。老周停下车，推开车门走了进去。屋里暖烘烘的，炉子上坐着一个铁壶，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值班的是个叫小李的年轻护林员，正蹲在炉子边烤红薯。“周哥，你来了？快烤烤火。”
老周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凑到炉子边。“今儿个三号区没啥情况吧？”“没啥情况，就是下午听见狼嚎了，在西边的林子那边，离得还远。”小李递过来一个烤得焦黑的红薯，“刚烤好的，你尝尝。”老周接过红薯，烫得直换手，剥开焦皮，里面的瓤金黄金黄的，冒着热气。“对了周哥，昨天我听山下的老乡说，哑巴沟那边又出事了，说是有个跑运输的司机，夜里路过那儿，车胎爆了，等救援的时候，总觉得有人在车外瞅他，吓得他连夜弃车跑了，车扔在那儿还没敢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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