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他猛地后退一步，撞在门框上，疼得钻心。可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那些粉笔灰坟包静静地躺在地上，在月光下泛着惨白的光。他连滚带爬地跑回宿舍，把门关死，用桌子顶住，直到听见老周的咳嗽声才敢探出头。
“周校长，西头那间教室，到底咋回事？”第二天一早，张建军堵在办公室门口，老周正用粗瓷碗泡热茶，听见这话，手一抖，茶水洒在桌上，烫得他赶紧缩手。“没啥事，就是些旧东西。”老周避开他的目光，“你一个城里来的娃，别瞎琢磨这些。”
“黑板上有名字，地上有粉笔灰堆的坟包！”张建军急了，“1962年12月17日，那到底是啥日子？”老周的脸瞬间灰了，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他蹲在地上，掏出旱烟袋，吧嗒吧嗒抽了半天，才缓缓开口：“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按理说，不该再提。”
1962年的锈岭，比现在更闭塞。那时候的锈岭小学，有十几个住得远的学生，每天靠一辆老旧的解放牌卡车接送。那年冬天雪下得邪性，12月17日那天，暴风雪把山路都封了，卡车在返回学校的路上，路过锈岭桥时，桥突然塌了——那桥本就是木头搭的，被雪水泡了半个月，早成了朽木。
“连人带车，都掉黑瞎子沟里了。”老周的声音发颤，“那沟深不见底，全是冰碴子和乱石，公社组织人找了半个月，只捞上来三具尸体，剩下的……连影都没见着。”张建军愣住了：“那学生和老师呢？就这么算失踪了？”
“不是算，是只能这么写。”老周磕了磕烟袋锅，“那时候讲究‘稳定’，桥塌了是事故，要是说十几个娃都没了，公社领导要担责任。最后档案上就写了‘暴风雪导致车辆失联，人员失踪’，连个正经的名单都没留全，就草草结了案。”
张建军的心沉了下去。他想起那些工整的名字，那些粉笔灰堆的坟包，突然明白了——那些孩子，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后人他们来过，他们没上完课，没回到家。
从那天起，异象越来越频繁。每天晚上，空教室里的板书声就没停过，有时还会混着细碎的读书声，软乎乎的，像一群孩子在跟着念课文。张建军的睡眠彻底乱了，梦里全是那些穿着蓝布棉袄的小身影，他们背对着他，手里攥着粉笔，不停地在黑板上写自己的名字，粉笔灰落满了他们的头发和肩膀。
他开始在学校的仓库里翻找旧档案。仓库在办公室后面，积满了灰尘，架子上堆着一摞摞泛黄的纸页。他找了整整三天，终于在一个破木箱里，翻到了一本1962年的校志，纸页都脆了，一碰就掉渣。
校志的最后几页，是用蓝黑墨水写的名单，字迹娟秀，应该是当时的女老师写的。上面记着13个学生的名字，还有一个老师的名字——李慧。每个名字后面，都画着一个小小的对勾，只有最后一行，写着“12月17日，未归”。
名单的背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像是学生写的：“李老师说，等雪停了，就给我们发小红花。”张建军的眼睛湿了，他把校志揣在怀里，像是抱着一堆滚烫的石头。
他去了锈岭镇的老支书家。老支书今年八十多了，是当年参与搜救的人之一。听说张建军问起1962年的事，老支书叹了口气，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布包，里面裹着几张旧照片。“这是当时的学生，你看，都笑得多甜。”照片上的孩子们，穿着打补丁的棉袄，站在锈岭小学的门口，身后是年轻的女老师李慧，扎着两条麻花辫，笑得温柔。
“李老师是城里来的知青，本来一年后就能回城，可她舍不得这些娃，就留了下来。”老支书抹了把眼睛，“出事那天，她揣着给娃们买的糖，说要奖励考满分的学生。那糖……估计到最后都没发出去。”
张建军把照片和校志都带回了学校。他知道，那些孩子的执念，不是要报复谁，只是想被记住，想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想有人告诉他们，课上完了，可以回家了。
12月17日那天，暴风雪又开始下了，和四十多年前一模一样。张建军提前让学生们回了家，他在空教室门口站了很久，手里攥着那本校志，还有一把新的粉笔。他解开了门上的铁丝，推开了那扇尘封已久的门。
教室里的景象，比他上次看见的更惊人。黑板被名字写得满满当当，连墙皮都被粉笔末盖了一层白，地上的粉笔灰坟包密密麻麻铺了半间屋，每个“坟包”前都用粉笔写着一个小小的名字，和校志上的一模一样。风雪从破窗户里灌进来，卷起地上的粉笔灰，像是一群孩子在围着他转。
张建军点亮了带来的煤油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整个教室。他翻开校志，清了清嗓子，用最郑重的声音，开始念那些名字：“王建国，李小红，赵刚，孙梅……”
每念一个名字，黑板上对应的字迹就亮一下，像是有人在回应他。他念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生怕漏过一个。念到最后一个名字“李慧”时，他停了下来，看着黑板上那个格外工整的名字，声音有些哽咽：“李老师，你的学生们，都在等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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