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的深秋，长白山脚下的靠山屯已经冷得邪乎。风裹着松针和雪粒子，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把镇口那棵老榆树的叶子卷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灰蒙蒙的天底下抖得像筛糠。
“老歪酒馆”里却暖烘烘的。火墙烧得烫手，墙根下堆着几筐冻梨和酸菜，空气中飘着散装白酒的辛辣、锅包肉的甜香，还有男人们身上的汗味和烟味，混在一起，是靠山屯独有的烟火气。张大山坐在靠门的桌子旁，正跟两个伙计掰着腕子，脸红得像灶膛里的火，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胡茬往下淌。
“服不服？”张大山猛地把对方的手按在桌面上，嗓门大得震得窗玻璃嗡嗡响。对面的伙计揉着胳膊，咧嘴笑：“服，大山哥你这力气，跟你开的那辆解放卡车似的，能拉着几吨木头跑山路。”旁边的人起哄，把一盅散装白酒推到他面前：“必须得罚酒！这杯干了，不然就是不给咱面子。”
张大山抓起酒盅，仰头一饮而尽，辣酒顺着喉咙往下滑，烧得他胃里暖融融的。他抹了把嘴，拿起桌上的酱肘子咬了一大口，含糊地说：“别起哄了，吃完这顿我就得走，王老板催着要这批松木，今晚必须送到位，不然耽误了他的工期，咱这活儿就黄了。”
“这么急？”伙计皱起眉，“这都快黑透了，后山那条路邪乎得很，听说前几天有个猎户，半夜回来就疯了，说看见个穿蓝布衫的老太太跟他问路。”张大山嗤笑一声，把骨头往桌上一扔：“别扯犊子，都是老辈人编的瞎话，用来吓唬胆小的。我跑这条线五年了，啥妖魔鬼怪没见过？还不是照样平平安安的。”
角落里传来一阵咳嗽声，是李老蔫。他是镇上的老更夫，六十多岁，背驼得像个问号，脸上的皱纹比老树皮还深，整天揣着个梆子，夜里在镇上敲梆子报时。此刻他正趴在桌上，面前摆着一小碟花生米，手里攥着个酒盅，醉醺醺地念叨着：“蓝布衫……别指东……指了东……影子跟……”
“李大爷，你又喝多了胡咧咧啥呢？”张大山笑着喊了一声。李老蔫慢慢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盯着张大山，嘴角动了动，想说什么，最后却只是摇了摇头，端起酒盅又喝了一口，嘴里继续念叨着：“东山坳……路难走……别引她……回家……”
伙计们都笑了起来，有人说：“李大爷这是敲梆子敲糊涂了，山里哪有什么蓝布衫老太太。”张大山也没当回事，结了账，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军大衣，对伙计们挥了挥手：“走了，等我回来，咱接着喝。”说完，推开门，走进了外面的寒风里。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月亮躲在厚厚的云层后面，只有几颗星星，微弱地闪着光。靠山屯的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狗叫声此起彼伏，混着风的呼啸声，显得格外热闹。张大山走到镇口的停车场，他的解放卡车就停在那里，车身沾满了泥点和松针，像一头疲惫的老黄牛。
他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一股寒气扑面而来。他打了好几次火，发动机才“突突突”地响了起来，冒出一股黑烟。他搓了搓手，打开暖风，等驾驶室里稍微暖和了一点，才挂挡出发。卡车缓缓驶出靠山屯，沿着蜿蜒的山路，向县里的方向开去。
刚出屯子没多远，雾就大了起来。白茫茫的浓雾像棉絮似的，裹住了卡车，能见度不足五米。张大山不得不放慢车速，打开雾灯，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的路面。车灯照在雾上，形成一团昏黄的光晕，什么都看不清楚。风刮在车窗上，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哭。
“这破天气。”张大山骂了一句，从口袋里掏出烟，点燃一根，深深吸了一口。尼古丁的味道让他稍微清醒了一点。他想起刚才伙计说的猎户疯了的事，还有李老蔫的念叨，心里莫名地泛起一丝不安。但他很快又摇了摇头，觉得是自己喝了酒，想多了。
山路越来越窄，两旁的松树像鬼影似的，在雾中摇晃。偶尔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叫声，“咕咕”的，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张大山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跟在车后，他从后视镜里看了好几次，都只有白茫茫的浓雾，什么都没有。可那种被注视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
又开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卡车来到一个三岔路口。这里是通往县里和东山坳子的必经之路，路面坑坑洼洼的，堆满了碎石。张大山正准备换挡，往县里的方向开，车灯突然照到了一个身影，站在路口的中间。
他赶紧踩下刹车，卡车“吱呀”一声停了下来，轮胎在地上划出一道痕迹。张大山眯起眼睛，看向那个身影——是一个老太太，穿着一件崭新的蓝布衫，袖口和领口都缝着白边，一看就是精心做的。她是小脚，穿着一双黑布鞋，手里挎着一个破旧的土布包袱，包袱上打满了补丁，和她崭新的蓝布衫格格不入。
老太太背对着车灯，张大山看不清她的脸。他按了按喇叭，想让她让开，可老太太却一动不动。张大山皱起眉，打开车门，喊了一声：“大娘，麻烦您让让，我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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