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 90 年代末，长白山余脉的雪来得比往年早。10 月底的风已经带了刀子，刮在脸上生疼。张大山裹紧了棉袄，把最后一捆柴火卸在三岔河林业站的屋檐下，棉袄后背已经被汗浸得发潮，一遇冷风，凉得钻骨头。
这地方荒了五年，院墙塌了半截，露出里面的黄土，墙头上长着半人高的蒿子，被风刮得 “哗啦” 响。办公室的门窗破了好几块，用塑料布钉着，风一吹就 “噗嗒噗嗒” 地扇，像谁在暗处拍巴掌。张大山是三个月前接的班，接替的是三年前在这儿失踪的李满仓 —— 那老伙计最后一次被人看见，就是在林业站门口的雪地里，之后就没了踪影，只留下一双没穿走的胶鞋，鞋帮上还沾着林子里的黑泥，至今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山哥，这地方邪性，你可得多留神。” 临走前，山下靠山屯的老支书王大爷拉着他的手，烟袋锅子在鞋底磕得 “砰砰” 响，“前几年满仓在这儿的时候，就常说半夜听见动静，后来…… 唉，你夜里别往外跑，守着屋就行。”
张大山当时没接话，只点了点头。他干了三十年守林人，山有山规，林有林法，什么野猪熊瞎子没见过，倒是不信那些神神叨叨的玩意儿。可真住进来，才知道这地方的 “孤寂” 能吃人。林业站就他一个人，最近的屯子在十里地外，座机电话时好时坏，多数时候只能靠喊来跟巡山的护林员搭话。白天还好，巡山、劈柴、烧火墙，忙起来不觉得什么；一到晚上，四周的林子黑得像墨，风从树缝里钻出来，“呜呜” 地叫，一会儿像哭，一会儿像笑，听得人心里发毛。
办公室里还留着以前的旧物件：墙上贴着泛黄的 “林业先进工作者” 奖状，落款是 1988 年，纸边都卷了；墙角放着一个酸菜缸，缸沿结着白霜，是李满仓留下的，张大山收拾的时候，发现缸里还剩小半缸酸菜，已经烂了，散着一股酸臭味，他赶紧倒了，把缸刷干净，用来装水；火墙是砖垒的，烧起来的时候，墙面烫得能烤馒头，是这屋里唯一的暖意。
张大山的床在办公室最里面，挨着火墙。每晚他都烧足了柴火，裹着厚棉被，就着旱烟的烟火，看一会儿旧报纸，然后睡觉。头一个月，没什么异常，除了偶尔夜里能听见林子里的猫头鹰叫，或是风吹得门窗 “吱呀” 响。
第一次发现亮灯，是在 11 月初的一个半夜。那天张大山睡得沉，迷迷糊糊中，觉得眼皮子上有光晃。他以为是月光，睁开眼，却看见对面的废弃调度室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
调度室跟办公室隔着个院子，早就没人用了，门窗都钉死了，线路也掐了好几年。张大山心里 “咯噔” 一下，坐起身，揉了揉眼睛。那灯还亮着，是那种老式的钨丝灯，光很弱，却在黑夜里格外显眼。
“难道是线路老化，短路了？” 他嘀咕着，穿好棉袄，拿上手电。院子里的雪积了薄薄一层，踩上去 “咯吱” 响。他走到调度室门口，门窗上的钉子都好好的，没动过。他趴在窗户缝上往里看，里面黑糊糊的，只有正中间的桌子上，那盏灯亮着，周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邪门了。” 张大山皱着眉，绕到调度室后面，检查电线。电线早就断了，耷拉在地上，上面还结着冰碴子。他摸了摸，电线是凉的，没通电。
那灯怎么会亮？他站在雪地里，手电照过去，灯光里的雪粒子像飞虫似的。过了一会儿，那盏灯 “啪” 地灭了，调度室又陷入一片黑暗。张大山站了半天，没发现别的动静，只能回去。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那盏灯像只眼睛，在暗处盯着他。
第二天，他给山下的供电所打了电话，说调度室的线路可能有问题。供电所的人来了，检查了半天，说线路早就报废了，不可能通电，还笑他 “老眼昏花，看错了”。张大山没争辩，心里却犯了嘀咕。
从那以后，亮灯的次数越来越多。有时候是半夜，有时候是傍晚，有时候亮几分钟，有时候亮半个钟头。张大山每次都去看，可每次都一样：门窗没动，线路没通，灯却亮着，灭得也突然。他开始留意林业站的动静，白天巡山的时候，特意绕到调度室周围，没发现什么异常，只有地上的落叶堆得厚，踩上去软软的。
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叠日记碎片。是李满仓的，纸都黄了，字迹潦草。上面写着：“十月初十，灯又亮了，这次亮了好久，我听见里面有动静，像有人走路。”“十月十五，窗户外有影子，穿的是蓝布衫，老样式的，我娘以前也有一件。”“十月二十，梳头的声音，‘沙沙’的，从调度室里传出来，还有人哼歌，调子很老，听不清词。”
最后一张碎片上，只有几个模糊的字：“她来了，我看见……” 后面的字被撕了，只剩下一道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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