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如同凛冬的炸雷，通过无线电波和秘密渠道，瞬间传遍了华夏大地，也传到了偏居晋西北的楚云飞司令部——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西北“剿总”副司令张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消息传来，整个晋西北根据地高层为之震动。司令部内，方立功、赵铁柱、孙大勇等核心将领齐聚，人人脸上都写满了震惊、错愕，以及一丝难以言喻的兴奋与担忧。收音机里，南京方面一片混乱的谴责和“营救领袖”的喧嚣，与西安方面“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中国政局，瞬间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
“我的老天爷！张良和杨虎把老蒋给扣了？！这……这天是要塌了啊！”赵铁柱瞪大了眼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虽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但扣押最高统帅，这在他传统的军人观念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犯上作乱”。
孙大勇则显得有些激动：“扣得好！老蒋一直逼着打内战，对日本人步步退让，早就该有人站出来逼他抗日了！这下看他还怎么躲！”
方立功相对冷静，但眉头紧锁：“事是好事，但手段太激烈了！南京那边何应钦等人已调兵遣将，声称要‘武力平叛’。万一内战全面爆发，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日本人正好趁虚而入！这局面，凶险万分啊！”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一直沉默不语、站在华北地图前的楚云飞身上。他的脸色异常凝重，手指无意识地在西安的位置重重敲击着。作为穿越者，他深知这一事件的历史走向和最终结局，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更清楚此刻局势的微妙与危险。一步走错，不仅可能引火烧身，更可能影响历史的进程，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
楚云飞缓缓转过身，目光扫过众人，声音沉稳而有力，瞬间压下了所有的嘈杂：“都安静！此事关系国家民族存亡，非同小可，绝不能意气用事！”
他走到桌前，拿起一份刚刚收到的、来自太原阎锡山方面的通报（阎的态度暧昧，要求各部“严守防区，静观其变”），又指了指收音机。
“张、杨二位将军的初衷，是逼蒋抗日，此点毋庸置疑，也符合全国民众的愿望。但是，”他话锋一转，语气严厉起来，“兵谏之举，确实过于冒险！如今南京主战派调兵遣将，大战一触即发。一旦打起来，无论谁胜谁负，最大的受益者，只能是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将陷入空前内乱，国力耗尽，还拿什么去抵抗外侮？！”
他深吸一口气，斩钉截铁地说道：“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团结！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任何可能导致大规模内战的行为，都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我们的立场，必须鲜明：坚决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立即释放蒋委员长，促成全国团结，共御外侮！”
楚云飞的决断，让部分渴望变天的将领略感失望，但更多的人则感到了他决策的深远考量。在局势尚未明朗、各方势力都在观望摇摆之际，楚云飞决定不再沉默。他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方面表明立场，避免被卷入可能的内战漩涡；另一方面，也是向全国展示晋西北这支力量的存在和态度。
他亲自口述，让机要参谋拟定了两份电文。
第一份，是发给西安张良、杨虎的公开电（同时通电全国）。电文措辞恳切而有力：
“西安张副司令、杨主任钧鉴：惊闻西安之变，举国震惊。二位将军抗日救国之志，昭然若揭，云飞深表敬佩。然兵谏之举，风险巨大，易启战端，徒使仇者快而亲者痛。当此民族存亡之秋，内部纷争，实乃自毁长城。恳请二位将军以国家民族为重，速释委座，化干戈为玉帛，共商抗日大计。团结则存，分裂则亡，望二位三思！晋西北防区司令楚云飞叩。”
第二份，是发给太原阎锡山并转呈南京国民政府的密电。电文在表明拥护中央、呼吁和平解决的同时，也委婉地强调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民心所向，暗示南京方面应顺应民意，不可一味主张讨伐，以免局势失控。
除了公开表态，楚云飞还进行了秘密活动。他通过奥托·冯·海因里希的渠道，向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宋氏家族、孔祥熙等人传递信息，强调和平解决的重要性以及晋西北方面支持政治解决的态度。同时，他也指示方立功，通过极其隐秘的单一渠道，向延安方面传递口信，表达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赞同，并希望中共能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楚云飞深知，中共在此事件中的态度至关重要。
在对外表明立场的同时，楚云飞在内部进行了紧急动员。他召集营级以上军官，严肃告诫：“值此非常时期，全军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以防不测！我们的枪口，永远对准日本人！任何企图趁乱进犯我防区、破坏抗日大局者，无论来自何方，皆是我军之敌！各部队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没有我的命令，一兵一卒不得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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