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秋之交，晋西北的天空高远而辽阔，但楚云飞的心境却丝毫不感轻松。清匪反霸、温和土改两把火虽然烧出了声威，安定了局面，但也让他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要想在这贫瘠之地真正扎下根、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乃至实现更远大的抱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瓶颈——人才的极度匮乏。
他手下不缺能征善战的军官，如方立功、赵铁柱等，皆是忠勇可嘉的悍将，于行军打仗、战场冲杀足可倚重。但若要治理地方、发展经济、兴办教育、革新军备，乃至运作情报、进行更深远的战略布局，则需要完全不同类型的专业人才。治理三县之地，千头万绪，仅靠几个行伍出身的参谋和旧式胥吏，显然力不从心，更是对他心中那幅“星火”蓝图的最大制约。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楚云飞在司令部那间简陋的书房内，对着一张列满亟待解决事项的清单，对方立功慨叹道，“立功兄，你看，整训新军，需要懂新式操典、参谋业务的教官；兴修水利、垦荒殖产，需要懂测量、农学的技术员；开办工厂、经营贸易，需要懂管理、通商路的经理人；推行教育、开启民智，更需要大量受过新式教育的教员……我们如今，是万事待兴，却两手空空啊！”
方立功深有同感：“团长所言极是。咱们的弟兄，打仗是条好汉，可让们去教娃娃认字、去算账理财，那就抓瞎了。本地读书人，要么是旧式秀才，思想迂腐，要么就对咱们心存疑虑，不肯出力。这人才难得，确是心头大患。”
楚云飞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黄土坡上稀疏的杂草，目光坚定起来：“非常之时，需行非常之法。坐等不来人才，我们要主动去请，去招！而且要打破一切陈规陋习，唯才是举！”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中迅速成形。几日之后，一份由楚云飞亲自拟定、以“晋西北防区剿匪司令兼理民政楚”名义发布的《招贤榜》，悄然出现在了太原、大同、甚至北平、天津等北方主要城市的报端，以及一些进步青年聚集的大学校园布告栏上。这份榜文，迥异于当时常见的官样文章，文字朴实，却字字透着求贤若渴的诚意和打破常规的气魄：
“为安靖地方，振兴实业，巩固防务，惠养民生，本司令求才若渴，特此布告天下：
凡有志救国救民、不辞艰苦者，不论出身门第，不分南北畛域，不拘过往经历，但有一技之长，愿来晋西北共图建设者，本司令必虚位以待，量才授职，厚给薪俸，俾得展其所能。
尤需以下诸类才俊：
一、 通晓矿冶、机器、水利、农桑之格致人才；
二、 受过新式教育，愿投身教化、开启民智之师范学子；
三、 研习军事，懂参谋、后勤、通信、军医之专业军官；
四、 熟谙算术、商贸，能经营理财之管理人士；
五、 心怀热血，文笔晓畅，愿为黎民疾苦鼓呼之有志青年。
……
此地虽僻远艰苦，然正可涤荡心胸，施展抱负。功成之日，必不负诸君今日之选择。切切此布！”
这份《招贤榜》如同一块投入死水的巨石，在当时的社会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其“不拘一格”的措辞，尤其是“不论出身”、“不分畛域”、“不拘过往”等字眼，对于许多在旧体制下郁郁不得志、或因战乱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榜文发出后，起初应者寥寥，毕竟晋西北苦寒之地，名声不显。但在楚云飞暗中渠道（如通过唐纳德的关系在平津知识界散播消息）的推波助澜下，加上他此前“楚青天”的名声渐渐外传，终于开始有人抱着各种心态，踏上了前往晋西北的旅途。
最先到来的，是几位在战乱中失业、生活无着的北方小知识分子和专科学校毕业生。他们或懂些测绘，或学过些粗浅的机械，在家乡难觅出路，看到榜文，便想来碰碰运气。楚云飞亲自接见了他们，简单问询后，便根据其特长，大胆任用：懂测绘的派去协助水利勘察，懂机械的安排到刚筹建的军械修理所。虽然起初他们对这里的艰苦极不适应，但楚云飞给予的尊重和相对优厚的待遇，让他们渐渐安下心来。
随后，一些更具分量的人物也开始出现。一位原是山西大学堂的理工科教员，因不满校内腐化，愤而辞职，看到榜文后，觉得楚云飞是个能做实事的人，毅然前来，被楚云飞委以兴办简易师范和参与规划小型工厂的重任。一位曾在汉阳兵工厂工作过、因厂方南迁而滞留北方的中年技师，带着几个徒弟前来投效，立刻被奉为上宾，负责军械修理所的技工培训和技术指导，为日后建立兵工厂埋下了种子。
甚至，还有几位在南方“清党”风波中与组织失去联系、对前途感到迷茫的年轻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辗转得知此地有一位“开明将领”在招贤纳士，且此地似乎对工农较为友善，便化名前来考察。楚云飞心知肚明，但佯装不知，只要对方有真才实学且愿意做事，便量才录用，安排到教育、宣传或基层行政岗位，并暗中嘱咐方立功予以一定关照和保护。他知道，这些怀有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年，正是建设根据地急需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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