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丰县的银杏叶黄透时，像给村子披了件金袍子，风一吹，叶子簌簌落，铺得满地都是，踩上去软乎乎的，像踩在陈年的记忆里。
柳加林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林砚秋，铜钥匙在阳光下闪了闪，他转身拎起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带子都换过三回了。
包里没装工程合同，只有副老花镜、半盒止痛片，还有本1979年的施工日记——纸页黄得像秋叶，这是他退居二线后的“新装备”，要带着老伙计们去偏远山村修桥，说是“给年轻时的念想画个句号”。
“第一站，洋田村葛溪上游。”他在公益计划的名单上圈了个红圈，笔尖划过“便民桥”三个字时，突然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花，“那时候就想，等有了本事，先给这儿修座桥。
1968年第一次来这儿，踩着石头过河，被青苔滑了一跤，裤腿全湿了，冻得直哆嗦。就盼着哪天娃们上学不用蹚水，老人赶集不用绕路。”
老工程师们都来了，一个个精神头比年轻时还足。王师傅揣着他那套修桥用了三十年的扳手，铁家伙被磨得锃亮，能照见人影，他说“这扳手跟我修过岑港大桥，现在让它也沾沾乡村的土气”。
李工把当年柳加林送的水准仪擦得能当镜子，木盒子上刻着“1985年昌赣工地”，他说“老伙计得跟着老领导，干活才顺手”。
连退休多年的炊事员老马都背着铁锅跟来，锅沿都磕出了豁口，他拍着胸脯说“给大伙做庆丰的荠菜饺子，就用葛溪的水和面，干活才有劲，吃着才香”。
葛溪的水在秋阳里泛着金波，河底的鹅卵石看得清清楚楚，像撒了把碎金子。河对岸的洋田村像幅水墨画，白墙黑瓦隐在竹林里，炊烟慢悠悠地飘，把天空染得淡淡的。
杨东山老爷爷带着一群孩子在河滩上等着，孩子们手里举着面皱巴巴的锦旗，红布上用金粉写着“桥暖人心”，字歪歪扭扭的，却透着股认真——是孩子们用拓印的方式，照着庆丰食品店的老招牌描的，连“心”字那点歪歪扭扭的样子，都跟老招牌一个模子。
“柳总，您可算来了！”杨东山攥着柳加林的手，掌心的老茧磨得人发疼，却热乎得很，“你爹总说，你媳妇在庆丰开的食品店，冬天给讨饭的留热粥，夏天给过路的递凉茶，比炭火还暖，比井水还甜。现在这桥，更是暖咱全村人的脚啊！”
他指着河对岸的坡，“现在把二桥建厂起来，两全其美。”
柳加林蹲在河边，用树枝在泥里画桥的轮廓，线条又稳又直。“东山舅舅，就修座石拱桥，跨度十五米，不宽，但够结实。”他指着岸边的石头，“桥墩用当地的花岗岩麻石板，抗压，抗冻，能扛住葛溪的洪水。
桥栏上刻上竹编纹，让桥也带着咱洋田村的记号，一看就知道是咱自己的桥。”他指着孩子们手里的锦旗，“这四个字得刻在桥头上，红漆描的，让过路人都知道，洋田村的人心是热的，日子是旺的。”
动工那天，村里的妇女们都来送茶水，篮子里的粗瓷碗印着“庆丰食品店”的老字样，蓝边白瓷，看着就亲切——是张芳芳特意让绣坊找窑厂烧的，她说“让老物件跟着老柳，就当我也去了葛溪”。
“柳婶说，这碗得用米汤煮三遍，才能养出粮食的香，盛水都带甜味。”村妇二丫笑着给王师傅递碗茶，她的粗布围裙上还沾着面粉，“就像这桥，得用咱自己的石头，自己的力气，才能踩出踏实的响，住着才安心。”
孩子们总爱围着工地转，像群小麻雀，叽叽喳喳的。柳加林不赶他们，还教他们认石料。“这麻石的硬度是M10，跟当年岑港大桥的桥墩石料一个级别的，硬得很。”
他捡起块碎石，往地上一磕，只掉了点渣，“但咱这桥不用钢筋，用卯榫结构，就像你们编竹筐，竹条咬得越紧，筐越结实；石头卡得越牢，桥越稳当。”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问：“柳爷爷，桥会疼吗？”他笑着摸摸她的头，“桥跟人一样，你对它好，它就给你撑腰，保你平安。”
夜里的工棚亮着灯，柴油发电机嗡嗡响，却盖不住里面的热闹。柳加林在施工日记上画桥栏的竹编纹，一笔一划，跟当年在工地上记数据一样认真。
李工在旁边算石料用量，算盘打得噼啪响。“当年修昌赣大桥，光力学模型就做了二十版，电脑算得比人脑快。”李工感慨道，“现在修这小桥，反倒更费心思——得让它既抗得住洪水，又配得上村里的竹编艺术，还得让大伙看着顺眼，走着舒坦。”
柳加林放下笔，望着窗外的月光，葛溪的水在月光下像条银带子。“我爹说，桥分两种，一种架在水上，让人能过河；一种架在心里，让人能热乎。”
一个月后，葛溪二桥合龙那天，村里杀了头猪，香气飘了半条河。柳加林站在桥中央，看着孩子们在新铺的青石板上跑，鞋底敲出“咚咚”的响，像在给桥唱童谣，脆生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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