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丰县的秋老虎正凶，柳加林站在庆丰新区的规划图前，额头上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在洗得发白的蓝布衫上洇出深色的痕。
图纸上，庆丰建筑的红色标记像片燃烧的火，圈住了大半个城关村，而在拆迁范围的边缘，一个小小的方块被他用红笔圈了又圈——那是张芳芳当年开的“芳芳食品店”，青砖灰瓦，在成片的新式楼房里，像块倔强的老骨头。
“柳总，拆迁队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一句话。”项目经理递过来一瓶冰镇矿泉水，瓶身的水珠滴在图纸上，晕开“食品店”三个字，“村民们都签了协议，就老赵那伙人，说啥也不肯搬，还堵在店门口呢。”
柳加林没接水，攥着图纸往城关村走。脚下的水泥路是庆丰建筑十几年前修的，平坦得能照见人影，可他总觉得不如当年的土路踏实——那时候踩上去“咯吱”响，能听见泥土里的虫鸣。
远远地，就看见食品店门口围了群人，老赵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拐杖头在地上敲得“咚咚”响，像在敲谁的良心。
“柳加林，你要是敢拆这店，我就躺在推土机前头！”老赵的嗓子喊得发哑，他年轻时在食品店当伙计搞搬运，张芳芳总多给他半块糖，说“壮劳力得多吃点”。
“这店是咱城关村第一个‘金招牌’，当年凭票供应的年月，就这儿能买到热乎的糖糕，拆了就是忘本！”
柳加林停下脚步，望着那扇斑驳的木门。门楣上的“芳芳食品店”招牌早就褪了色，“芳”字的草字头缺了一角，是当年调皮的孩子用石子砸的。
他忽然想起1976年的初夏，张芳芳独自到县城租房开店，拿着300元到木匠铺打了几个货架，然后进货，并在墙上刷了层白灰，用红漆写“为人民服务”，笔锋歪歪扭扭，却比现在任何霓虹招牌都亮。
“老赵，我不拆。”柳加林的声音穿过人群，带着股泥土的沉，“我先去趟县档案馆，回来咱再商量。
档案馆的霉味混着樟脑香，像坛封了多年的老酒。柳加林在积灰的档案柜里翻找，指尖划过“庆丰县知青联合公司”的卷宗。
忽然抽出一张泛黄的照片——1976年的食品店门口，张芳芳穿着的确良衬衫，正给排队的居民和社员们递土特产、糖糕，身后的青砖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红漆字被雨水冲刷得有些模糊，却依旧透着股热乎气。
照片背面有行小字，是张芳芳的笔迹：“知青联合公司一分店，开在人心上。”
他捧着照片往回走，路过县供销社旧址，看见几个老人在晒粮票，1977年的伍市斤票面，印着庆丰县的拖拉机图案。“柳老板，买张当念想不？”老人笑着问，“当年就芳芳食品店，能用粮票换热乎的。”
柳加林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下，突然拐进食品店。门轴“吱呀”一声，惊得梁上的麻雀扑棱棱飞。
他踩着吱呀作响的木地板往里走，柜台后的货架还在，第三层的木板上有个浅浅的圆痕，是张芳芳总放糖缸磨出来的。墙角的砖缝里，还嵌着半张1978年的粮票，被岁月浸成了褐色。
“这墙……”他伸手摸向青砖，指尖触到凹凸的纹路，忽然笑了。当年知青们写标语时，红漆里掺了桐油，几十年过去，字迹虽淡，却在砖面上刻下了深深的痕。
他掏出手机给张芳芳打电话，听筒里传来布料摩擦的声音，她大概正在米兰的展厅整理样衣。
“你还记得食品店墙上的标语不？”柳加林的声音有点发颤。
“咋不记得？”张芳芳的笑声从听筒里滚过来，带着点糖糕的甜，“你当年总说我把‘务’字写得像‘各’，说我没文化。”
“我想把它改造成博物馆。”柳加林望着墙上的字，“就叫‘庆丰县乡村商业博物馆’，把当年的粮票、账本、柜台、货架等都摆进去，让后人看看，咱是咋从凭票供应，走到现在的好日子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张芳芳吸鼻子的声音，“老柳，你咋突然懂浪漫了？”
“不是浪漫，是本分。”柳加林摸着砖墙上的刻痕，“老赵说得对，不能忘本。”
挂了电话，他推开后门，看见后院的老槐树还在，树干上刻着密密麻麻的身高线——那是城关村的孩子们长个子的记号，最高的一道标着“2003年，小宝，1.75米”。
他忽然想起启轩和悦昕小时候，还在这树下抢糖吃，小宁姑娘就靠在门框上笑，说“慢点吃，店里还有”。
“柳总，拆迁队……”项目经理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带着小心翼翼的怯。
“让他们先去拆别的地方。”柳加林转身往外走，脚步轻快得像年轻了二十岁，“通知设计部，改图纸——食品店保留，周围再建所幼儿园和小学，无偿捐给县里。”
“无偿？”项目经理惊得张大了嘴，“那可是块黄金地段，至少值……”
“值多少钱也不卖。”柳加林打断他，指着墙上的“为人民服务”，“当年开食品店，不是为了赚钱；现在建学校，也不是为了赚钱。咱江南庆丰建筑是从庆丰这片土上长起来的，得给后人留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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