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远站在律所门口，手里捏着刚打印好的委托书。李秀芬昨晚签完字后，手一直抖，视频里她按手印的动作迟缓，像是怕留下什么。他把文件折好塞进公文包，转身朝司法局方向走。
清晨的街道还没完全醒，环卫车在路口转了个弯，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发出闷响。他没打车，一路走到司法局楼下，玻璃门刚拉开，前台就认出了他。
“又是城南那个案子？”
“是周大山案，”林远把材料递过去，“再审申请被驳了，但卷宗查阅权还在。”
工作人员低头翻了翻登记簿，“手续齐了，但档案室那边说卷宗在升级系统，暂时调不出来。”
“我已经补全了代理手续，也录了当事人视频确认意愿。如果今天看不到卷宗，我就按《律师法》第三十八条申请书面答复。”
对方抬眼看了他一会儿，终于拿起电话。
档案室在地下一层，灯管老旧，照得纸堆泛黄。管理员从最里侧的柜子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封口用火漆压过，写着“城南工棚纵火案，2013年结案”。
林远戴上手套，拆开袋子。卷宗一共六十七页，前五页是立案报告，接着是五份讯问笔录。
他把笔录一张张摊在桌上。第一份字迹歪斜，像是用力过猛，每个“认”字都拖着长尾巴；第二份却工整得像打印件，连标点都规整；第三份又变回潦草，第四份再度整齐，第五份——“认罪”两个字的笔顺错了，“罪”字最后三笔是横、点、点，而不是点、点、横。
他掏出手机，一页页拍照，回到律所后贴在办公室墙上。红笔圈出五次“我承认放火”这句话，分别标上1到5。同样的内容，字体结构、起笔角度、连笔方式全不一样。
中午他拨通大学同学王涛的电话：“帮我看看这几份笔迹，能不能判断是不是同一人写的。”
“不能出报告，只能口头说。”
“我知道。”
两小时后，王涛回信：“至少三个人写的。第五份最离谱，‘认’字的‘人’部起笔位置偏移超过三毫米，明显是模仿。真要鉴定，能直接推翻。”
林远把手机放下，打开电脑，调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两百一十条：讯问笔录应当由犯罪嫌疑人逐页签字确认，如有修改，应在修改处捺印。他翻到卷宗复印件第十六页，第五份笔录末尾有周大山的签名和手印，但整份笔录无一处修改痕迹，连标点错误都没动过。
他又往后翻。第三十二页写着“现场提取一次性塑料打火机一只，黑色，无品牌标识”，后面再无下文。没有物证照片，没有移交清单，没有指纹鉴定记录，甚至连扣押决定书都没附。
他抽出一张空白纸，画出证据链流程图：火灾发生→现场勘查→提取物证→登记入库→送检比对→归档。每一步都需要文书支撑。可这份卷宗里，打火机从“提取”之后，就消失了。
下午三点，他拨通老周家的电话。
“我想找当年办周大山案的民警。”
老周在那头沉默了几秒，“李建国，退休五年了，住城西纺织厂宿舍三栋。你去也未必见得着。”
“他还在那？”
“门牌没变。但你别指望他说什么。”
林远赶到城西时天已擦黑。老小区楼道灯坏了，三层到四层之间全靠窗外路灯透进一点光。他敲了敲302的门，里面没动静。
等了五分钟，他又敲了一遍。
门开了条缝， chain还挂着。一个花白头发的男人探出半张脸。
“李建国？我是律师，林远。”
对方没说话。
林远掏出证件递过去。李建国接过，低头看了几秒，才把门关上，卸了 chain，重新打开。
屋里陈旧，沙发上堆着旧报纸，茶几上放着半碗凉透的粥。
“我知道你来问什么。”他坐下来，没让座。
“您当年是主办民警？”
“协办。”
“五份口供，字不一样，是谁写的？”
李建国盯着茶几边缘，“我不记得了。”
“第五份笔录，‘认罪’两个字笔顺错了，是别人代签的吧？”
“……上面要结果。”
“三天结案？”
李建国猛地抬头，“谁告诉你的？”
“周大山说的。”
老人喉咙动了动，没再说话。
林远从包里抽出笔录复印件，摊开第五页，“他不识字，你们念一句他念一句，然后摁手印。可这签名不是他写的，物证也没走程序。一个拾荒老人，怎么就成了宏远劳务的法人？”
“宏远劳务？”
“恒正所的空壳公司，注册地址就是工棚附属房。”
李建国忽然站起来，走到窗边，拉紧了窗帘。
“那天火刚灭，局里就来人，说必须当天立案。现场没勘查完，尸检报告都没出来，就要定性为人为纵火。”他声音压得很低，“打火机是在废墟边上捡的，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原来的。我们想做指纹，技术科说忙，拖了三天。等我们再去要，说东西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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