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没有放在庄严的县委常委会会议室，而是选在了县政府大楼一间宽敞的、没有主席台的阶梯会议室。桌椅摆成了一个大圆圈，李双林坐在其中一把普通的椅子上，面前只有一杯清茶和一个打开的笔记本。
这种近乎“圆桌会议”的布置，本身就在消解着传统的权威感。委员们陆续入场，表情各异。三位家长代表坐在了一起，紧紧靠拢；代表和委员们大多神情严肃，带着审视；媒体记者们则敏锐地观察着环境和每一个人，相机和录音笔早已准备好；第三方机构的代表显得较为超然，但眼神专注。
会议开始，李双林简单说明了会议规则：每人发言限时，可以提问、质疑、提供线索，要求相关部门现场或限期答复。会议全程录音录像，重要片段经审核后可公开。
“首先，请卫健委的同志，汇报一下目前全县疫苗库存、配送、接种点恢复情况，以及针对此次事件采取的紧急整改措施。”李双林点了第一个议题。
卫健委一位副局长站起身，拿着稿子，开始照本宣科：“……事件发生后，我局高度重视，立即封存同批次疫苗……启动应急预案……加强冷链监测……开展全员培训……”
他的语调平稳，用词规范，但听着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打断一下。”那位退休教师出身的代表，名叫周明理，举起手，声音不大但清晰，“副局长，您说的‘加强冷链监测’，具体加强了哪些环节？监测频率是多少？数据如何保存和公开？‘全员培训’，培训内容是什么？谁来讲？培训效果如何考核？还有，目前全县到底还有多少疫苗库存？分别存放在哪里？安全等级如何？这些，您的汇报里都没有。”
副局长被问得一怔，额头见汗，下意识地看向稿子，发现稿子上确实没有这些细节。
“我……这个……数据需要进一步核实……”他支吾道。
“数据没核实清楚，就来向特别委员会汇报？”一位媒体记者立刻追问，“这是不是说明你们的工作依然停留在纸面？老百姓怎么相信你们真的整改了？”
另一位小企业主出身的委员，语气更冲：“别说这些虚的！我就问，我家孩子下周该打疫苗了，我现在敢不敢带他去打？你们能给我个准话吗？如果能，依据是什么？如果不能，问题到底卡在哪儿？”
会场气氛瞬间变得尖锐起来。官员习惯性的“汇报体”在直面质询时显得苍白无力。
副局长脸色涨红，求助般地看向李双林。
李双林没有替他解围，只是平静地说：“王局长，委员们问的都是实际问题。请你或者相关科室的同志，现在就联系，把具体数据、措施细节弄清楚，两个小时内给委员会一个书面答复。如果现在弄不清，就如实说明哪些弄不清，原因是什么，何时能弄清。”
副局长如蒙大赦，连连点头，赶紧坐下打电话。
接下来，关于烂尾楼工程。住建局和审计局的汇报同样遭遇了密集的“炮火”。
“变更设计增加六千万，依据的第三方评估报告是哪家做的？评估人资质有没有公示？”
“指定的供应商，‘亮景科技’注册地址是假的，你们招标的时候是怎么审核的？”
“工程停工这么久，建材锈蚀、地基泡水，质量还能保证吗？有没有请专业机构做过现状评估？评估报告呢？”
“拖欠工程款和工人工资的准确数字到底是多少？准备怎么解决？时间表呢？”
问题一个比一个具体，一个比一个戳中痛处。相关部门负责人手忙脚乱，汗流浃背，有些数据确实需要查证，有些问题他们自己也没想过这么深。
会议开了不到一小时，已经多次出现官员被问住、需要现场打电话核实或承诺限期答复的情况。会场不时响起低声的议论和不满的叹息。那三位家长代表始终沉默着，但眼神里的不信任和急切显而易见。
混乱。这是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给人的最直观感受。打破了原有官僚体系的汇报流程，直面尖锐质疑，暴露出的往往是准备不足、底数不清和惯性敷衍。
但在这混乱之中，也有不一样的生机在萌动。
当一位社区代表提出，她所在社区不少老人反映，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慢性病药，经常缺药，而且同样的药比外面药店贵时，李双林当场要求卫健委和市场监管局核查，并让委员会的资金审计组留意相关药品采购价格。
当一位乡镇代表反映，他们镇卫生院唯一的一台X光机坏了半年，报修无数次没下文，很多骨折病人要颠簸几十公里去县里时，李双林立刻让工作人员记录，并指定工程质检组将其作为基层设备状况调查的一个点。
会议记录员飞快地敲击键盘，将一个个问题、一条条线索、一项项承诺记录下来。李双林自己的笔记本上，也密密麻麻写满了要点和待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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