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二月十五，寅时刚过，应天城仍浸润在破晓前的深黛色静谧中。然通政司衙门内却烛火高照，人影穿梭如织。数十名书吏屏息凝神，将方才印就、墨香犹存的《大明军队改革诏书》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装入特制黄绫信筒。
宫门洞开刹那，背负明黄信筒的驿卒如离弦之箭，从各城门纵马奔出，蹄声踏碎晨曦薄雾，向着帝国疆域的每一个角落疾驰。
与此同时，大明银行总行毗邻的《大明日报》报馆，更是人声鼎沸。工匠彻夜未休，将早已校订完毕的特刊付印。头版“大明军队改革诏”七字，墨色饱满，力透纸背，透着不容置喙的威严。
随报附赠的，是那张印制精良、言语质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单页，纵是粗识文字的士卒百姓，亦能一目了然。
“卖报！卖报！惊天动地！陛下颁诏，军队改制！”
“快看！当兵的饷银要翻倍了！凭军功就能升官晋爵！”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兵的再不能欺压良善了！”
清晨的应天街头，报童清脆的吆喝瞬间点燃了市井的活力。茶坊酒肆，巷议街谈，无人不在议论这石破天惊的变革。有心怀憧憬拍手称快者，有顾虑重重忧心忡忡者，亦有茫茫然不知所措者，众生百态，尽显于此变革前夜。
武英殿挂牌，委员会初立
诏书颁行同日，皇城武英殿西侧，原枢机堂衙署门前，一场简朴而庄重的仪式正在进行。朱元璋未着繁复龙袍，仅一身玄色劲装，亲手将覆着红绸的匾额悬于门楣。绸布滑落，“大明军事改革委员会”九个鎏金大字在朝阳下灼灼生辉，恍若新生。
“自今日始，此处便是我大明新军的策源地！”
朱元璋声若洪钟，目光如电，扫过面前肃立的委员会核心——太子朱标、吴王朱栋、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鄂国公常遇春、宋国公冯胜、信国公汤和、卫国公邓愈，及议政处五位大学士并兵部尚书。
“咱予尔等权柄，亦予尔等重压！三月之内，必须给咱拿出能落地、可杀敌的章程！谁敢敷衍，谁敢阳奉，休怪咱的刀不认得旧日功勋！”
皇帝言辞间的凛冽杀气，令众人心弦紧绷。他们明白，这非寻常衙署开张，而是一场关乎国运、只能胜不能败的征途开端。
仪式甫毕，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即在衙署正堂召开。堂内气氛凝重，巨大的边防沙盘与悬挂的巨幅《大明混一图》取代了往日文官衙门的书卷气息，平添几分金戈铁马的肃杀。
作为常务副总裁决，吴王朱栋率先开口，声音清晰而坚定：“诸位大人，父皇圣意已决，我等已无退路。
委员会下设吏务、律法、编制与战区规划、后勤与审计、训练与军校、宣慰与思想六专组，由相应大臣牵头，即刻办事。
首要之务，便是拟定《大明军事改革委员会执行纲要》，将改革宏图，细化为步步可行的路径。”
太子朱标温言补充，语气却不容置疑：“改革非旦夕之功，亦非一人之智可成。望诸位摒弃门户之见，勠力同心。堂上尽可直言争议，然一旦议决，则需令行禁止，一体遵循。”
会议迅速切入实质商讨，然而，潜藏的分歧亦随之浮出水面。
枢机整合，权责博弈
关于“枢机堂与五军都督府合并改组为‘大明军事委员会’”的细则，成为首道难题。
文华殿大学士吴琳从行政实操角度发难：“殿下，国公爷。枢机堂与五军都督府，职能虽有交织，然运行经年，各有体系章程。骤然合并，数千官吏如何安置？新设之联合参谋部、宣慰使工作部等，人员从何而来？是择优而用，还是按旧例分摊？此事若处置失当，恐改革未行，而内耗先起。”
魏国公徐达更关切指挥效能：“合并之意，在于号令统一，杜绝政出多门。然则，‘大都督’位高权重，若不得其人，恐成新的梗阻。且战时，军委会与前线将帅如何协调？军令传递是更为迅捷，还是再添层级？”
此时，左军都督府右都督、燕王朱棣开口，其问题直指核心：“二哥，诸位大人。军事委员会直隶父皇，皇权至上毋庸置疑。然日常运作，是大都督一言而决，还是需委员合议？若遇烽火骤起之紧急军情，是层层上报军委会，还是授予前线大将一定临机专断之权？此权责界限，需如白纸黑字般明晰，否则，非但效率不存，更恐酿成尾大不掉之患。”
朱栋凝神倾听每一位发言，深知皆切中肯綮。他行至沙盘前，执起代表最高统帅的金龙旗，稳稳插于中央。
“父皇乃定鼎之尊，毋庸置疑。大都督，乃执行官，而非独断者。”他声音清朗，掷地有声，“日常军务，由大都督府（即军委会办事机构）处置。然涉及战略方向、大将以上任命、大规模兵力调动，必须报请父皇圣裁，或由委员会核心（陛下、太子、大都督、左右都督）共议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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