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的新年，我没有回到金昌过年，因为装修市场的生意太好了，每一家店里都派人守着店，耿峰叔侄要回罗夫县和家人过年团聚，过年的前后就我一个人待在店里，零零碎碎的也卖掉了好多东西。
实在无聊的时候，就给吴军，张永明他们几个打传呼聊天，我听说金昌也有了小灵通以后，就赶紧忽悠着他们去买。冰天雪地的，买了就不用出来回传呼了。父亲也经常给我打传呼，永远都是那一句“一定要吃饱饭”。
跟玲子倒是在晚上经常联系，她后来告诉我那个局长的老婆折腾了一个月，也没有折腾出来一个所以然，当局长警告她再敢胡说八道，他就下台退休每天不回家，一下子就镇住了他的老婆，毕竟他老婆买衣服美容美发的，从来不花钱，这种既得利益她哪里忍心放弃，慢慢也就能忍就忍了。
新年到来的时候，玲子骂着我就是个大骗子，告诉我她要回到新疆过年。人家玲子当时买的可是正儿八经的诺基亚手机5110。
玲子刚到新疆的第二天，就告诉她的工作调动已经差不多了，我首先恭喜了她，并说等她调回到新疆，我就回金昌。她也说恭喜我，非常成功的培养了一个怨妇。
我从来不让父亲打我的小灵通，也没有告诉过他号码多少，因为公用电话一分钟要收三毛钱，我回传呼的话，父亲最多也就掏那三毛钱，这就是穷人的算计。
九九年六月份的月底，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和一个楼口的居民推销着建材，父亲经常用的那个公用电话一直都在呼我，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赶紧走到无人处回了电话，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母亲在院子里收拾劈柴的时候，摔断了腿。
我尽量安慰着父亲，想详细问一下具体情况，他也说不出来个一二三，就说腿断了，接着听到母亲已经在八冶医院里了，才算稍微心安了一点，告诉父亲我现在就去火车站。挂断父亲的电话后，我赶紧又给兰州的哥哥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回金昌，我随后就到。
我来到店里，简单收拾一下衣物，辞别耿峰叔侄，特别嘱咐耿峰，一定好好跟着叔叔老老实实的干活，有啥事随时给我打电话。因为这一次我回到金昌，我就没有打算再离开父母。
他俩又一次把我送到了火车站，我买了最近一个班次的火车，等到从河南开来的火车刚刚停到站台后，我第一个就进了车厢。
火车到达河西堡车站，已经是半夜了，我又第一个下来，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金昌的八冶医院。
来到医院的病房里，哥哥已经到了金昌，一个人在看着母亲打吊针，我顿时放心了好多，询问着哥哥，母亲究竟有多严重，哥哥说拍的片子里写的是“右边大腿骨折”。
我望着躺在病床上，睡得昏昏沉沉，瘦小羸弱的母亲泪如雨下，发誓这辈子无论干什么，过多穷的日子，都不会再离开金昌一步。
母亲在山东领着我们三个，从村里大队的集体劳动挣工分，到分田到户后独自种了十来亩地，风吹日晒，严冬酷暑，一直坚持到了八六年。来到金昌后，也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但她从来不抱怨生活。
我从来没见过母亲吃肉，一直到今天她也不吃肉，我感觉就是和以前在农村的苦日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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