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屋里，顿时充满了各种声音：安安在外间跑来跑去的脚步声和偶尔的嘀咕“长是二尺三寸半……宽是一尺八……”，
军军拧螺丝时用力的哼哼声和螺丝刀摩擦木头的吱嘎声，星星摆弄积木的哗啦声和自说自话的嘟囔，还有怀安偶尔拿起一块积木，对着窗子透进来的光仔细看颜色的安静侧影。
孙氏端着一盆待摘的豆角坐在门槛边，一边手指灵活地掐去豆角两端的筋，一边看着屋里这景象，嘴角的笑纹就没消失过。
杨冬梅也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母亲旁边，手里拿着本书，却半天没翻一页，光顾着看孩子们了。
学堂时间不长，就半小时。杨平安掐着表，时间一到，便拍拍手：“好了，今天到此为止。”
孩子们意犹未尽，但都听话地放下手里的东西。军军恋恋不舍地看着那些螺丝，安安小心地收好尺子和记录本。
“每个完成‘课业’的，都能听故事。”杨平安说。
四个孩子立刻坐得笔直，眼睛瞪得圆圆的。
这天讲的是“鲁班造锯”。杨平安没有照本宣科，他从一根草叶划破手指讲起，讲到鲁班如何观察草叶边缘的细齿，如何联想，
如何试验不同的材料——竹片、木片、骨片，如何调整齿形、齿距，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进，最后终于造出第一把能顺畅切割木材的锯子。
他讲得并不天花乱坠，却把观察、联想、试验、改进的过程说得清清楚楚，像在拆解一道工程题。
连最坐不住的星星也听得入了神。
接下来的日子，安安果然每日清晨就去院子里忙活。
他尤其“盯”上了东墙根那棵枣树。孙氏说这树比安安年纪还大，树干有碗口粗。安安从最粗的树干周长量起——用一根细绳绕一圈，再用尺子量绳长；到最细的枝桠长度，他跺着脚，举着尺子勉强够到；
一片叶子的形状，他照着描摹，画坏了十几张纸；一簇叶子的数目，他数了三遍才确定；甚至树皮裂纹的走向，他都用铅笔仔细勾勒下来。
每页记录底下，都用工整得不像孩子的字标注着：“七月十号，晴，无风，晨测”、“七月十一，微雨，叶片下垂，午后转阴”、“七月十二，晴，东南风二级，叶面有尘”……
到了第七天，他捧着一本用旧画报背面仔细折叠、缝制起来的小册子递给杨平安。册子是用棉线一针一针缝的，针脚歪歪扭扭，却极其结实。
封面上是稚拙却极其用心的五个字：“枣树生长记”，旁边还画了棵简笔的小树。
杨平安一页页翻看。那些线条或许歪斜，比例或许不准，但记录却一丝不苟。他甚至能看出，某天测量时下了雨，纸角有被小心翼翼抚平的水渍褶皱；某页边缘有橡皮反复擦拭的痕迹，想必是数错了数，改了又改。
他点点头，眼里有清晰的赞许：“尺寸记得准，形态抓得也像。最重要的是，天天坚持，没偷懒。”他顿了顿，加上一句，“做技术，第一要务就是实事求是，第二就是持之以恒。你这两条，都做到了。”
安安咧开嘴笑，那笑容明亮得晃眼。他宝贝似的抱着本子，转身就跑去找孙氏：“外婆外婆！舅舅夸我了！说我‘实事求是’、‘持之以恒’！”
孙氏在围裙上擦擦手，接过册子，一页页翻看：“好孩子，真是好孩子……比你舅舅小时候还强。”
军军则在那把小锤和螺丝刀里找到了无穷乐趣。
他蹲在院角，把一条有些松动的板凳腿敲敲打打得重新结实；又学着把不同大小的螺丝旋进杨平安事先钻好孔的木块里，组装成各种稀奇古怪的“装置”；
最后竟鼓捣出一个虽然歪歪扭扭、却异常牢固的“三脚小凳子”，得意地搬到每个人面前展示。
“看！我自己做的！”他拍着凳面，砰砰响，“坐不坏！”
杨冬梅出来晾衣服，差点被这突然出现的小凳子绊倒，又好气又好笑：“军军！你这‘暗器’放哪儿呢！”
星星的“研究”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他用磁铁吸起更多回形针，排成长长一串，在席子上蜿蜒爬行，嘴里配着音：
“呜呜——况且况且——钻山洞啦！”他把磁铁塞到积木搭的“桥洞”下，回形针队伍果然跟着穿了过去。他乐得在地上打滚，又爬起来继续试验：能不能吸更多？能不能拐弯？不同的金属片吸力一样吗？
怀安慢慢掌握了颜色分类，甚至开始注意到形状。
一天，杨平安把方圆三角三种形状的红色积木混在其他颜色、其他形状的积木里，怀安竟能不慌不忙，先把所有红色的挑出来，再在其中按形状分放。
他虽然慢，却极少出错，动作有一种奇特的韵律感，不急不躁，自成方圆。
晚上，杨平安坐在书桌前，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整理笔记。
窗纸透出模糊的光晕，屋外草丛里虫鸣唧唧，细细密密，织成夏夜的背景音，衬得屋里更加安静。他刚在笔记本上写下“传动轴应力分布测算要点七：考虑装配残余应力影响系数”，便听见轻轻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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