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组分析室内，气氛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紧绷。不同于B组林薇与郑涛的同质竞争，也不同于C组苗坤的天马行空，这里弥漫着一种近乎冰冷的、高效运转的精确感。
陈默坐在终端前，脊背挺直，目光如同两台高精度扫描仪，同步摄入两个案件的海量信息。他的动作没有丝毫冗余，切换标签、放大图片、检索关键词，流程顺畅得如同预设程序。对面的孙虎，眉头紧锁，正将现场照片中的每一处灰烬痕迹、金属熔融状态放大到极致，试图从物理层面还原纵火瞬间。旁边的吴静，则快速浏览着所有涉案人员的笔录，捕捉字里行间的情感波动和潜在矛盾。那位沿海刑警，手指在键盘上飞舞，正在构建复杂的数据关联模型。
陈默没有立刻陷入任何一个案件的细节泥潭。他用最初的半小时，高速通读了两个案件的全部核心资料，像鹰隼掠过大地，先勾勒出整体轮廓。
案件一：《“祭坛之火”纵火案》（与苗坤案同源）
他的关注点并未停留在仪式感的表象上，而是迅速锁定了几份关键物证报告的细微之处：不同起火点助燃剂的轻微成分差异；动物骨骼碎片的切割工具痕迹分析（报告中提及有非自然断裂痕）；以及一份被多数人忽略的、对现场空气中残留微量化学物质的色谱分析报告（显示有除汽油外的异常峰值）。
案件二：《“镜中人”失踪案》
他跳过对“密室”状态的常规纠结，直接聚焦于那支关键的口红。放大照片观察折断口的形态、膏体磨损程度；查询该口红品牌、色号的市场流通情况；更重要的是，他调取了公寓楼入口、电梯、楼道所有监控探头在案发前后48小时的完整记录（数据量巨大），并非寻找失踪者，而是排查所有进出人员，尤其是携带类似手提包、可能容纳口红的女性。
时间过去两小时。陈默的大脑如同并行处理器，两个案件的线索开始独立而又同步地深入。
对于纵火案，他注意到那份微量化学物质报告指向某种特定工业溶剂，常用于金属加工或精密仪器清洗，并非普通家庭常见。而动物骨骼的切割痕迹，显示工具专业，力道控制精准，非临时起意所能为。这与他最初判断的“计划周密”吻合，但将作案者背景向具有特定工业或技术背景方向牵引。仪式感，可能只是表象，或是作案者个人心理的投射，其核心行为体现的是高度的技术性和目的性。
对于失踪案，监控排查有了初步发现：案发前一天下午，一位穿着得体、拎着精致手袋的陌生女性曾到访过该楼层，拜访的是失踪者隔壁单元的住户，停留约一小时后离开。该女性手袋尺寸，足以容纳一支口红。陈默标记下这个时间点和人物形象，继续排查其他时段。
他并未像苗坤那样直接假设失踪者是自导自演，而是严格遵循证据链。但他在失踪者的电脑浏览记录（警方恢复部分数据）中，发现其近期频繁搜索过“身份变更”、“海外隐居”等关键词，以及多次访问一个提供高端安保和隐私保护服务的境外网站（需特殊网络环境访问）。这为“主动失踪”提供了动机可能性。
时间过去五小时。陈默开始将两个案件并置思考关联性。他没有强行寻找表面联系，而是试图捕捉行为模式底层的逻辑共性。
纵火案：技术性、计划性、带有某种偏执的“清理”或“重塑”意味（仪式感可解读为此）。
失踪案：极致的计划性（制造密室假象）、对旧身份的“清理”（口红象征？）、追求彻底“重塑”（浏览记录）。
两者都体现了一种对现有状态或环境的极度不满，并试图通过一种彻底、甚至极端的方式来实现“改变”或“控制”。只不过一个向外施加于物，一个向内施加于己（或被认为施加于己）。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能性，这两个案件反映了同一种“解决问题”的极端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可能源于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体、职业困境、或共通的创伤经历？
陈默重新审视纵火案中的工业溶剂和失踪案中高端安保网站。两者都指向了某种“专业”或“特定领域”的背景。他尝试搜索两个案件发生地是否存在交集的特种行业园区、科研机构或高端社区。范围太大，如大海捞针。
他转变思路，回到案件本身最独特的细节寻找交叉点。
纵火案的动物骨骼……失踪案的口红……两者都是现场“额外”的、带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物品。骨骼象征生命（被摧毁）、自然（被秩序化）；口红象征女性特质、社会身份（被抛弃/折断）。是否都指向了对某种“自然属性”或“社会标签”的否定与重构？
这个层面过于抽象，难以作为实证。
陈默决定采用更务实的方法。他假设两案存在间接关联，比如通过一个共同的“信息源”或“方法论提供者”（如某个极端理念网站、某个隐蔽的社团）。他重点排查两个失踪者/纵火嫌疑人的网络足迹重叠度，以及他们是否接触过类似的、关于“极端解决方案”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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