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的介入，非但没有遏制住邪恶，反而像给孙老四的恶行盖上了一张“无可奈何”的许可证。他更加有恃无恐，砸门、辱骂、泼粪水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开始威胁施工队老板，扬言要让他“在镇上接不到活”。
施工队老板顶不住压力，宁可不要前期投入的工料钱，也坚决撤场了。工程彻底停滞，原本已经挖开的地基，在风吹雨打下变得泥泞不堪，像一道溃烂的伤口，横亘在赵素珍的心上。
赵素珍的儿子再次报警，得到的回复依旧是“调解”、“纠纷”。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像毒蛇一样噬咬着这一家人的心。他们仿佛被遗弃在了一个法治阳光照射不到的角落，只能任由恶霸凌辱。
这两个月，赵素珍目睹了人性的种种面相。
有像村东头李寡妇那样的，偷偷给赵素珍塞过几个鸡蛋，小声说：“素珍婶，忍忍吧，孙老四那种人，咱惹不起……”然后匆匆离开，生怕被孙老四看见。
有像村中几个“明白人”那样的，聚在树下议论：“唉，赵老太也是倒霉，碰上了孙老四这号人。”“不过话说回来，她家盖房是不是真有点理亏？不然孙老四能这么闹？”“谁知道呢，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邻里纠纷最难搞。”
更有甚者，像孙老四的本家和一些溜须拍马之徒，竟觉得孙老四“威风”、“有本事”，时不时还给他递根烟，附和着说赵素珍家“不懂事”。
冷漠、观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还有一丝隐隐的幸灾乐祸……这些目光像无数根细针，扎在赵素珍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她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睁着眼睛，耳边回荡着孙老四的辱骂和锣声。她吃饭不香，迅速消瘦下去，眼神变得呆滞而惊恐。儿子媳妇跟她说话，她常常半晌才反应过来说了什么，嘴里反复念叨着：“房子……房子没了……他为什么这么坏……”
她不再敢出门，怕看到孙老四，怕看到那一片废墟。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借来的小黑屋里，对着墙壁自言自语，有时哭，有时笑。医院诊断：重度焦虑、抑郁，伴有应激性精神障碍。
那个下午，天阴沉沉的，像要塌下来。赵素珍唯一的外孙女因为学校有事，暂时回了城里。儿子去镇上想办法，看能否通过其他途径解决问题，屋里只剩下赵素珍一人。
格外寂静。寂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脏疯狂跳动的声音，那声音里充满了孙老四的狞笑、村民的窃语、警察公式化的回应，还有风雨穿过残垣断壁的呜咽声。
她颤巍巍地走到窗边，望向那片曾经是她家园的废墟。残砖碎瓦间，依稀还能辨认出老屋灶台的位置，那里曾经升起过温暖的炊烟。如今，只剩下一片冰冷的荒芜。
两个月来的屈辱、恐惧、无助、愤怒，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然后像堤坝崩溃一样，转化为一种死寂的绝望。她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盖不了……家没了……谁都管不了他……”
“没意思……真没意思……”
“活着……没意思……”
她慢慢转过身，从床底下摸出一个用了一半的农药瓶。那是以前用来给菜地除虫的，她藏了起来，原本是想用来和孙老四拼命的。但现在，她觉得拼命也没有意义了。
浑浊刺鼻的液体滑过喉咙，带来烧灼般的剧痛。她却感觉一种奇异的解脱。身体软软地倒下去时，她最后看到的，是窗外那一片象征着无尽黑暗的、破碎的天空。
赵素珍被及时赶回的儿子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命，暂时保住了，但洗胃的痛苦和药物的副作用，让她本就脆弱的身体和精神雪上加霜。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时眼神里是刻骨的恐惧，糊涂时则反复念叨着“房子”和“怕”。
那堆残砖碎瓦，依然静静地躺在村东头，像一个巨大的问号，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孙老四依旧在村里晃荡，只是暂时收敛了些，但眼神里的嚣张并未减少半分。
赵素珍的儿子，一个原本老实本分的农民工，在母亲喝下农药的那一刻，某种东西在他心里彻底崩塌了。他不再寄希望于某个部门、某个人，他拿起了手机，颤抖着，却坚定地，开始记录这两个月来发生的一切：母亲的眼泪、孙老四的恶行、废墟的影像、医院的诊断证明……
他知道，母亲的生命和尊严，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被埋没在那片废墟之下。当正常的渠道被堵死，当正义在地方性的恶势力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时，他只能将这血淋淋的伤口撕开，公之于众。他渴望舆论的阳光能照进这个阴暗的角落，渴望千万人的目光能汇聚成一股力量，为母亲讨回那迟到太久、本该属于一个普通人的、最基本的公道与安宁。
这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这是一个时代的疮疤。当弱者求助无门，当恶人逍遥法外，当沉默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那堆积如山的，就不仅仅是赵素珍家的残砖碎瓦，而是整个社会良知与秩序的基石正在被侵蚀的可怕征兆。
舆论，成了最后那根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又能承载多少生命之重？呐喊，从残垣断壁下升起，能否穿透那厚重的壁垒，唤醒应有的回应？
故事，还未结束。公道，仍在路上。但赵素珍老人那句“活着没意思”的悲鸣，却像一把尖刀，刺穿了所有听闻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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