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二十二岁，初中没念完就离开了校园。他在县城里游荡了两年，做过餐馆服务员，送过外卖，直到在网吧结识了李强。李强比他大十岁，穿着体面，出手阔绰，很快就赢得了何明的信任和崇拜。
“跟我干吧，一个月给你一万。”李强吐着烟圈说。
何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万块，这比他拼死拼活送外卖三个月挣得还多。
“做什么工作？”他小心翼翼地问。
“管理一家休闲会所，简单得很，就用你的身份证租个场地，平时看看门就行。”李强轻松地说。
何明心里掠过一丝疑虑，但想到能摆脱眼下的窘迫，他还是点了点头。
三个月后，何明站在法庭上，手铐冰冷地贴着他的手腕。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里满是陌生的法律术语，但他听懂了最关键的部分——他被指控组织MY罪，可能面临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旁听席上空无一人。李强曾保证会请最好的律师，照顾好他的家人，但现在连律师都是法院指派的。
“被告人何明，你认罪吗？”法官问。
何明想起李强的话：“小弟，这次你帮大哥顶一下，每个月我给你家一万块安家费。最多一年，我们就找关系把你弄出来。”
“我认罪。”何明低声说。
判决很快下来：五年六个月。何明被押往监狱时，还坚信李强会兑现承诺。
第一个月，何明的母亲确实收到了五千元。她来信说有位“李老板”来过家里，留下现金和一篮水果。何明松了口气，觉得这苦不算白受。
然而第二个月，母亲的信中不再提及收款，反而询问他“新工作”怎么样，为什么不能回家看看。何明的心沉了下去。
第三个月，何明收到姐姐的来信，说母亲积劳成疾住院了，家里借债艰难维持。信末有一句刺痛他的话：“明明，那位李老板再也没来过，电话也打不通了。你不是说每月有一万块安家费吗？”
何明申请打电话，但李强的号码已成空号。他托刑满释放的狱友去打听，带回的消息让他如坠冰窟：李强早已不见踪影，所谓的“安家费”从未全额支付过。
那一夜，何明在囚室里睁眼到天亮。他想起自己如何用身份证租下那套公寓；如何按照李强的指示每天开门关门；如何偶尔开车接送那些浓妆艳抹的女性；如何在案发后相信了李强的承诺，把一切责任扛到自己身上。
“我是替大哥抗事儿的...”何明喃喃自语，声音里满是苦涩。
第二天，他请求见狱警，说要举报重要情况。
徐国栋和黄丽娟夫妇经营着三家发廊，表面上是理发业务，暗地里却组织MY活动。黄丽娟负责招募年轻女性，徐国栋管理资金，而李强则是他们物色的中间人，专门寻找易于操控的年轻人当头面人物。
当何明用自己身份证租下那套高档公寓时，这个隐蔽的MY团伙有了新的据点。他们没想到何明那么快就会被注意到，但更没想到的是，李强能如此轻易地说服何明顶罪。
“那小子单纯得很，答应给他家人安家费，他就全扛了。”李强曾得意地向徐国栋夫妇汇报。
三人以为事情就此了结，继续他们的生意，直到一封从监狱寄出的举报信到达检察院。
何明的举报信详细陈述了事件经过，包括李强的承诺、安家费的未兑现，以及他所知道的关于MY团伙的一切线索。检察院立即成立专案组调查。
检察官王海涛第一次见到何明时，对这个瘦削的年轻人充满怀疑。
“你说你是替人顶罪，有什么证据？”
何明深吸一口气：“公寓的监控硬盘在李强那里，我当时亲眼看到他取走的。还有，MY女性的转账记录最终都流向一个叫‘黄姐’的账户，我听过李强和她通话。”
根据何明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锁定了徐国栋和黄丽娟。在搜查中，他们找到了何明提到的监控硬盘和详细的账本。
当手铐戴在徐国栋和黄丽娟手腕上时，黄丽娟崩溃大哭，而徐国栋则面色铁青。与此同时，李强在试图离开城市时在高速公路收费站被拦截。
案件重新审理过程中，何明的刑期得以重新考量。检察官王海涛在法庭上陈述：“被告人何明最初也是被诱骗参与犯罪，后又因受欺骗而承担了不应由其单独承担的罪责...”
何明听着律师的辩护，目光投向旁听席。这次，他的母亲和姐姐坐在那里，眼中含泪但带着希望。
徐国栋、黄丽娟和李强则因组织MY罪和其他多项罪名被提起公诉，面临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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