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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土地纠纷，林正的日子并未如想象中那般清闲下来，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忙碌。
那间曾经门可罗雀的信访办，如今成了镇政府大院里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门槛仿佛被看不见的力量磨低了，来访的村民络绎不绝。
这和过去那些哭天抢地、撒泼打滚的上访户不同。新来的村民们，大多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和质朴的希望。他们手里提着的东西也五花八门，有篮子里垫着干草的几个土鸡蛋，有刚从地里拔出来、还带着泥土芬芳的萝卜青菜，甚至还有一个大婶，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非要塞给林正当早饭。
林正一概不收，推辞得口干舌燥，但对他们反映的问题，却一个不落地记在本子上。
“林干事，俺家那口子在山里开石头，砸伤了脚，老板不给钱，说是他自己不小心，这理儿到哪儿说去？”
“林干事，村里发救济粮，俺看村长家的亲戚，领的米面都比俺们家的要白，这事儿……您管不管？”
“林干事，俺家娃儿在镇上中学念书，学校非要让买好几百块一套的校服，不买就让娃儿在教室后面站着听课……”
记录本很快就写满了。一页页翻过去，林正的心却一点点沉了下去。
这些问题，琐碎，具体，充满了烟火气，也充满了辛酸。它们不像土地纠纷那样有明确的对错和清晰的法理边界。它们像一团团纠缠在一起的乱麻，根源深植于贫穷、愚昧和人情社会的土壤里。
他可以去帮那个受伤的工人讨要医药费，但工人下一个活计在哪里？他可以去质问村长为何优亲厚友，但下次发物资，那家人会不会被变相报复？他可以向教育部门反映乱收费，但那个孩子在学校里，会不会被老师和同学孤立？
这些事，用法律的利刃去劈，往往会伤到更多无辜的血肉。
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青云镇，除了那些摆在明面上的矛盾，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无处不在的贫困。贫困像一双无形的手，扼住了所有人的喉咙，让他们为了几斤米面、几百块钱，甚至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面子，而争斗不休，耗尽了所有的体面和精力。
这天下午，他去红旗村做回访，主要是想看看调解协议的履行情况。
路过前进村时，李大嘴带着几个村民，老远就迎了上来，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笑开了花。
“林干事！您可来了！快，到家里喝口水！”
林正推辞不过，被簇拥着进了李大嘴家的院子。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几只老母鸡在墙角悠闲地啄食。李大嘴的老伴儿端出一碗刚沏好的热茶，茶叶是自家后山采的野茶，味道苦涩，但回甘很足。
“林干事，地里已经重新划好界桩了，俺们村的人都念着您的好呢！”李大嘴搓着手，激动地说，“要不是您，这官司再打二十年也打不完。”
林正喝了口茶，问道：“地拿回来了，准备种点什么？”
李大嘴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还能种啥，种点玉米、红薯呗，自己糊口，剩下的拉到镇上卖点零花钱。”
“没想过种点别的？经济作物之类的？”林正问。
旁边一个村民接话道：“想过哩！前几年有人说种药材赚钱，俺们也试了，可咱们这地太贫，种出来的东西品相不好，药材贩子来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价钱压得比红薯还低，最后全烂地里了。折腾不起喽！”
一种无力感，弥漫在小小的农家院里。他们赢回了土地，却赢不回一个富裕的未来。这片他们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土地，所能给予他们的，也仅仅是勉强果腹而已。
从前进村出来，林正的心情有些复杂。他继续往红旗村走，村里的气氛明显不同，路上遇到的村民看到他，眼神躲闪，表情尴尬，没人主动打招呼。
他找到了村主任王长贵。王长贵正在自家门口的石墩上抽着旱烟，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苍老了好几岁。
看到林正，他站起身，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林干事来了。”
“王主任，我来看看协议落实的情况。”
“落实了，都落实了。”王长贵有气无力地说，“地，都按协议划出去了。就是村里人……气不顺。”
林正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他知道，这种积怨，不是一天两天能化解的。他正准备离开，忽然听到不远处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咳声里夹杂着孩子微弱的哭声。
“那家是？”林正不由得问道。
王长贵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叹了口气：“是王老四家。他自己前几年得病走了，老婆受不了穷，跟人跑了，就剩下个老娘和七八岁的娃儿。娃儿前阵子掉水塘里，捞上来就一直发烧咳嗽，怕是得了肺炎。他奶奶天天去山里采草药给他熬水喝，也不见好。”
“怎么不送去镇上医院？”
“送？”王长贵苦笑一声，指了指那摇摇欲坠的土坯房，“林干事，你看看他家那样，锅都快揭不开了，哪有钱去医院？去一趟镇医院，检查费、药费，没个千儿八百下不来。对他们来说，那是天文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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