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项工作组的闭门会议，在一种近乎凝重的气氛中持续了整整一天。厚重的窗帘隔绝了外界的光线，只有投影仪的光芒在会议室墙壁上投下不断变换的图表和数据。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咖啡因味道和一种压抑的专注。
陆延舟坐在主位，听着工作组成员逐一汇报他们对各项制度的诊断结果和优化建议。每一条建议的背后，都指向一个或多个需要被打破的旧有利益格局或思维定式。他面无表情，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光滑的桌面，只有偶尔微蹙的眉头和锐利的追问，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
当最后一份关于《绩效考核与激励体系重构方案》汇报完毕时，会议室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这份方案建议彻底废除沿用多年的、以职级和资历为核心的“年功序列”制，转而推行以价值贡献、项目成果和创新潜力为核心的全新考核标准，并将薪酬、奖金和晋升机会与之紧密挂钩。这无疑是投向元老派系最核心堡垒的一枚重磅炸弹。
“首批需要推动的制度改革清单，就按照刚才议定的来。”陆延舟终于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重点聚焦在审批流程简化、内部孵化器落地支持、以及绩效考核与激励体系重构这三项上。赵特助，会后立即将细化后的实施方案分发到相关责任部门，要求他们在三天内反馈执行计划。”
他没有给任何人讨价还价的余地。**改革**的利剑，已然出鞘。
然而，正如预料的那样，**阻力**如同蛰伏的火山，在指令下达的瞬间，便猛烈地喷发了。
首先发难的是以李董为首的传统业务板块。他们联名提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声称如果强行推行新的绩效考核办法，将导致核心业务团队人心涣散，骨干员工大量流失，严重影响当期业绩，并以此为由，要求暂缓甚至停止相关**改革**。
紧接着，在集团每周的经营管理例会上，当议题涉及到审批流程简化时，几位分管重要职能部门的副总裁，开始用各种“专业”的理由，论证简化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法务部门强调合同审核环节不可或缺，财务部门坚持资金审批必须保留足够的控制节点，风险管理部门则列举了无数因流程简化而导致损失的“历史教训”……他们并非公然反对，而是用专业的壁垒和看似客观的风险论证，将**改革**的步伐拖入泥沼。
内部孵化器计划更是举步维艰。虽然陆延舟亲自批示了首批种子资金，但项目在寻找办公场地、申请研发资源、甚至招募内部成员时，都遭遇了各种无形的“玻璃门”。相关支持部门要么推诿流程复杂，要么表示资源紧张，要么对项目的商业前景提出种种质疑。一种无声的、却无处不在的冷漠与不合作，如同冰冷的潮水，试图将这点**改革**的星火悄然熄灭。
更让陆延舟感到愤怒的是，一些关于他“独断专行”、“任用私人”、“试图掏空陆氏”的恶意谣言，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甚至隐约传到了部分合作方和投资机构的耳中。这显然是有人在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反扑，试图从外部舆论上对他施加压力。
赵特助每天送到他办公桌上的报告，几乎成了**阻力**的实录。他看着那些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充满掣肘的反馈意见，看着那些在具体执行中被不断打折、扭曲的**改革**措施，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
他知道，这场**改革**，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关乎权力重新分配、关乎陆氏未来走向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几个元老的既得利益，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组织惯性和一种对未知变化的群体性恐惧。
压力，如同不断上涨的洪水，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
这天深夜，他再次独自留在办公室。桌上是又一份被某个部门以“需要进一步研究”为由打回来的流程简化方案。他烦躁地将其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他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晃动，映照出他疲惫而冷峻的面容。他需要这杯酒，来压下心头那股几乎要喷薄而出的怒火和挫败感。
就在这时，他的私人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他未曾储存、却隐隐有些印象的号码。他皱了皱眉，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起来。
“喂？”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略显苍老、却中气十足的声音，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口吻：“延舟啊，是我，你陈伯伯。”
陆延舟的瞳孔微微一缩。陈伯伯，是他父亲生前的好友，也是陆氏集团早期的重要投资人之一，虽然早已不过问具体事务，但在集团内部和整个商界，依然拥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他此刻打来电话，用意不言自明。
“陈伯伯，您好。”陆延舟的语气保持着晚辈应有的客气，但身体却不自觉地绷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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