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脊山的褶皱里藏着个叫落凤坡的村子，村西头那口老井打记事起就蒙着层锈迹斑斑的铁盖，盖沿还焊死了几根碗口粗的钢筋，钢筋上缠着半枯的葛藤，风一吹就簌簌响，像极了有人在暗处磨牙。老人们总说那井是“地眼”，通着阴曹地府的活水，民国二十三年闹兵灾时，国民党的败兵把十几个逃难的老百姓推进井里，再填上土，说是能“镇住山里的邪祟”。可没过半年，填井的土就自己往下陷，井沿上的石头缝里渗出血水，夜里还能听见井里有人哭，哭得撕心裂肺，把村里的狗都吓得不敢叫。
后来又接连淹死三个掏井的，第一个是民国三十一年的李老栓，想下去捞败兵可能留下的银元，绳子刚放下去半截，人就突然尖叫起来，拽上来时只剩半截身子，伤口齐整整的，像是被什么东西用刀割过；第二个是一九五二年的王木匠，村里缺水，他自告奋勇下去清淤，下去前还跟媳妇说“中午回来吃饺子”，结果中午没回来，下午有人看见井里飘着他的木匠盒，盒盖开着，刨子、凿子散在水里，红殷殷的，像是染了血；第三个是一九五八年大旱那年的赵娃子，才十六岁，嘴馋，听说井里以前掉过糖罐子，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撬井盖，刚把铁盖挪开条缝，就被一股黑风吸了进去，等村里人把他捞上来，他的脸已经肿得像个发面馒头，七窍里全是黑泥，手里还攥着半块发霉的糖，糖纸都烂成了泥。
最后一次封井是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村长拄着拐杖在井边骂了半宿，说这井是“养不熟的白眼狼”，耗了三条人命还不安分，当天就让人用水泥把铁盖封死，又在井旁立了块无字木碑，碑上刻着圈歪歪扭扭的符咒，那符咒是请山外道观里的老道士画的，老道士来的时候特意带了三斤朱砂、两斤黄纸，画完符咒就跟村长说“这井里的东西怨气太重，我只能镇十年，十年后你们要么迁村，要么填井，不然落凤坡要遭大难”。可老道士走了没两年就死了，村里的人也渐渐忘了这话，只知道每次下暴雨，碑石都会渗出血色的水痕，水痕顺着碑面往下流，在地上积成小水洼，水洼里总能看见些模糊的影子，像是人的手在水里抓。
今年入秋格外旱，从八月初到九月底，没下过一场透雨，村东头的新井水位一天比一天低，到后来桶放下去都打不上半桶水，只能看见井底干裂的泥缝，像张咧着嘴的嘴。村支书老周急得满嘴燎泡，嘴唇上的皮掉了一层又一层，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去地里看，地里的玉米秆都枯成了黄草，一捏就碎，玉米粒瘪得像颗颗石子。村里的人也慌了，有人去山外拉水，可山路难走，拉水车在半山腰翻了两次，最后一次还差点把人摔下去，后来就没人敢去了；有人去求神拜佛，在村头的土地庙前烧纸，纸灰刚飘起来就被风吹走，落在老井的方向，像是被什么东西吸了过去。
老周挨家挨户拍门商量打新井的事，可落凤坡穷，家家户户的日子都紧巴巴的，有的人家连买盐的钱都得赊着，哪凑得出打井的钱。眼瞅着地里的玉米就要绝收，村里的二混子王建军就动了歪心思。王建军三十来岁，没正经营生，整天游手好闲，要么在村里的小卖部跟人打牌，要么就去山外的镇上瞎晃，总惦记着挖点古董换钱。他瞅着西头那口老井就直搓手，跟牌友李根生和赵四海说：“你们忘了？我爷爷以前跟我说过，那老井是清朝乾隆年间挖的，当年村里出了个举人，还在井里埋过金银珠宝，说是给后人留的念想。现在新井没水，咱们把老井撬开，要是能挖出点东西，打新井的钱不就有了？说不定还能发笔大财，以后再也不用在这穷山沟里待着了！”
李根生是个赌鬼，前阵子在镇上的赌场输了两千多，欠了赌坊老板一屁股债，赌坊老板放话说再还不上钱就卸他一条胳膊，他正愁没处捞钱，一听王建军的话就动了心：“真有珠宝？可老人们说那井邪性，死了不少人……”王建军拍着胸脯说：“邪性个屁！都是老辈人唬人的，怕咱们把宝贝挖走。你想想，要是真邪性，怎么这么多年没人出事？再说了，咱们就撬个井盖，看看底下有没有东西，有就捞，没有就把盖盖回去，能出什么事？”
赵四海刚娶了媳妇，彩礼钱是跟亲戚朋友借的，加起来有三万多，媳妇天天跟他闹，说要是还不上钱就回娘家，他也想碰碰运气，就跟着附和：“建军说得对，咱们小心点，应该没事。半夜去撬，别让村里人看见，省得他们多嘴。”三人一拍即合，当天下午就去镇上借了把氧割枪，又买了两盒烟、一瓶白酒，准备趁半夜没人的时候动手。
当天夜里，月亮躲在乌云后面，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村口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打在土路上，照得地上的石子泛着冷光。王建军背着氧割枪，李根生和赵四海各扛着一根铁撬棍，三人猫着腰往老井的方向走，脚踩在土路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快到老井时，赵四海突然停住脚步，压低声音说：“你们听，好像有声音。”王建军和李根生停下，竖着耳朵听，只听见风刮过葛藤的声音，“簌簌”的，像是有人在哭。王建军啐了口唾沫：“哭个屁！是风吹葛藤的声音，你别自己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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