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雨把青川镇泡得发馊。
不是那种江南梅雨季的润,是黏糊糊的、裹着腐叶味的湿,从瓦檐缝里渗进墙根,把青砖泡得发乌,连镇口那棵三百年的老槐树,都往下掉发黑的叶子。镇东头的王屠户早上宰猪时,刀刃刚碰到猪脖子,血没喷出来,先流了一滩黑褐色的水,像掺了泥的墨。他往地上啐了口带血的唾沫,骂了句“邪性”,抬头往镇外的荒坡望,那片坡上的草,居然在雨里泛着黑,风一吹,齐刷刷地往一个方向倒,像有人在坡顶上扯着草尖拽。
荒坡顶上,是那座民国教堂。
青川镇的人都绕着那坡走。老辈人说,那教堂的砖是用糯米浆和的,可砖缝里渗的不是水,是阴气;教堂的彩色玻璃是从国外运的,碎了之后,捡玻璃碴的孩子当晚就发了烧,说看见穿红衣服的女人站在床头。更邪门的是1943年那场事,穿嫁衣的许婉清吊死在钟楼里,红绸子缠了三圈房梁,尸体放了三天都没硬,嘴角还翘着,像在笑。
从那以后,荒坡就成了青川镇的“禁地”。白天还好,一到夜里,风穿过教堂的断梁,能传出女人哭的声音,不是嚎啕,是细细的、挠心的抽噎,顺着风飘进镇里,谁家孩子夜里哭,长辈只要说一句“许婉清来抓爱哭的娃了”,孩子立马闭紧嘴,连呼吸都不敢重。
可今天这雨,下得更邪。
后半夜三点,守坡的老郑头被尿憋醒。他的窝棚搭在坡下的歪脖子槐树下,棚顶盖着破油布,漏得厉害,地上摆着三个木桶接雨,桶里的水已经快满了,“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有人在敲鼓。老郑头披了件打补丁的棉袄,摸黑往棚外的茅房走,刚迈出门,脚脖子突然被什么东西缠了一下,那不是草,是软的、滑的,像布条。
他吓得一哆嗦,手电筒的光晃下去,是一根红绸子,半截泡在泥里,半截缠在他的裤腿上,红得刺眼,像刚染过血。
“谁他妈恶作剧?”老郑头骂了一句,弯腰想扯掉红绸,可手指刚碰到绸子,就觉得凉得刺骨,像摸了块冰。他猛地抬头,往坡顶望……
那座烂透了的教堂,居然亮了。
不是电灯的白光,是一串一串的红灯笼,从教堂的尖顶一直挂到坡下的小路旁,足足有上百个。灯笼纸是新的,红得发亮,烛火在里面烧得旺,照得地上的泥水泛着暗红,像撒了一路的血。风一吹,灯笼纸掀起来,露出里面的骨架,不是竹骨,是细条条的、泛着黄的东西,老郑头眯着眼看,突然浑身发冷:那是人的指骨,一节一节串在一起,撑着红布。
更吓人的是灯笼上的字。红底黑字,是“囍”字,烫金的边儿在烛火下闪着光,可那“囍”字的笔画歪歪扭扭,像用指甲抠出来的,每个字的右下角,都印着一行小字:民国三十二年,许氏婉清。
许婉清?
老郑头的腿一下子软了。他今年七十一,小时候听他娘说过,1943年就是民国三十二年,许婉清就是那年吊死的。他扶着槐树,哆哆嗦嗦地往坡下退,脚底下突然踢到一个东西,硬邦邦的。低头一看,是一摞红封套,整整齐齐地摆在路上,封皮上的“囍”字和灯笼上的一模一样,雨水泡得封边发卷,却没打湿里面的纸。
有个封套开了口,露出里面的喜帖。老郑头咽了口唾沫,伸手撕开喜帖,喜帖的纸是米黄色的,发脆,墨迹却鲜得像刚写的,黑得发亮:“谨订于四月十五,敬备喜宴,恭请光临,青川镇教堂”。落款还是那行小字:许氏婉清。
四月十五,就是明天。
老郑头像被烫到一样把喜帖扔了,连滚带爬地跑回窝棚,闩上门,用抵门杠顶得死死的。他缩在墙角,盯着窗外的红灯笼,烛火忽明忽暗,映得窗纸上的树影歪歪扭扭,像一个个站着的人影,肩并肩地站在坡下,盯着他的窝棚看。风里飘来一股味,不是霉味,是胭脂混着檀香的味,还有红绸子被风吹动的“簌簌”声,像有人在棚外走路,一步一步,越来越近。
“砰。”
棚门被撞了一下。
老郑头吓得心脏差点跳出来,抱着头往床底下钻。又一声“砰”,门闩晃了晃,抵门杠“吱呀”响。他从床底下往外看,看见门缝里塞进来一个红封套,封皮上的“囍”字正对着他,像一只眼睛。
天亮时,雨停了。
青川镇炸了锅。
镇东头的王屠户开门卸门板,脚刚迈出去,就踩在一个红封套上;镇西头的张寡妇去井里挑水,桶刚放下去,就捞上来一个红封套,封套没湿,还沾着井里的青苔;村口的李木匠打开工具箱,里面躺着一个红封套,压着他的刨子;就连镇小学的陈老师,早上走进教室,讲台上都摆着一个红封套,旁边放着他昨天批改的作业本。
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不差。
有人吓得把喜帖烧了,纸灰飘到半空,居然凝成一团红雾,半天散不去,风一吹,红雾往荒坡的方向飘,像一条红带子;有人想把喜帖埋在自家后院,挖了三尺深的坑,土刚盖上去,封套就自己从土里冒出来,还沾着新鲜的泥土,封皮上的“囍”字更亮了;还有人把喜帖扔到河里,可喜帖在水面上漂着,不沉,顺着水流往荒坡的方向漂,最后卡在坡下的石头缝里,对着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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