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三十五年秋，马六甲海峡。
一支由十二艘“镇远级”铁肋木壳蒸汽明轮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正以整齐的单纵阵破浪前行。旗舰“永乐号”的烟囱喷吐着淡淡煤烟，与洁白的风帆相映，象征着这个时代两种航海动力的完美结合。舰艏，巨大的龙纹徽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主桅顶端，一面长五丈、宽三丈的玄底金日银月旗猎猎招展——这是正德皇帝亲定的“日月旗”，如今已成为大明在海外最权威的象征。
舰队提督、年届六旬的陈靖（陈献之子，承父业投身海军）站在全封闭的装甲指挥塔内，透过特制的厚玻璃窗望着前方越来越清晰的海岸线。那里是满剌加城——曾经被葡萄牙人占据近四十年的战略要冲，如今城头飘扬的已是日月旗。
“发信号：各舰按预定阵位进入锚地，举行归航仪式。”陈靖的声音沉稳。
三十年前，他的父亲陈献率领第一代特遣舰队在此与葡西联军血战，拉开了大明重返南洋的序幕。那场持续三日的“马六甲海战”异常惨烈，大明凭借火炮射程优势和初代蒸汽动力的灵活性惨胜，迫使葡萄牙签订《马六甲条约》，交还满剌加主权，退守印度果阿。西班牙则彻底放弃香料群岛争夺，转向太平洋和美洲发展。
此后三十年，是南洋秩序重塑的三十年。大明以望加锡、渤泥、收复的满剌加为三大支点，构建了覆盖整个南洋的“贸易保护与安全同盟”。朝廷不再直接占领大量领土，而是通过“驻港理事处”、“联合巡逻舰队”、“特许贸易网络”和“技术合作项目”，将影响力渗透到每一个重要港口和土邦。
如今，从安南占城到爪哇满者伯夷，从苏门答腊亚齐到香料群岛诸苏丹国，数百个大小政权都与大明签订了各种形式的友好通商条约。大明的银元（正面日月，背面帆船图案）成为南洋最硬通的货币；大明的官话（以北京音为基础的“通语”）是各港口商人、官员必须学习的语言；大明的律法原则（修订后的《大明律·海事篇》）是处理跨国纠纷的主要依据。
“提督，满剌加理事处总办、南洋大学祭酒、各邦观礼使节已到码头。”副官报告。
陈靖点点头，整了整笔挺的藏青色海军礼服——这是正德二十年后定型的军常服，借鉴了西洋军服的修身设计，但纹饰、配色完全是中华传统。他乘小艇登岸，码头上早已旌旗招展，仪仗肃立。观礼人群中，有穿着大明官服的理事处官员，有头戴宋谷帽的马来苏丹，有缠头的印度王公，有西装革履的欧洲商馆代表，还有众多肤色各异但都操着流利“通语”的商人、学者。
“大明南洋舰队远航归来，仰赖陛下天威，四海升平，商路畅通！”陈靖的声音通过扩音筒传遍码头，“自今日起，‘镇远舰队’将轮换驻防，新到的‘靖海舰队’将接替巡航重任。大明水师，永为南洋安宁之基石！”
礼炮轰鸣二十一响，港内所有商船、渔船同时鸣笛致意。观礼的爪哇使节对身旁的暹罗王子低声道：“三十年前，这里还是红毛番的堡垒。如今……日月所照，皆为航道。这才是天朝气度。”
更深远的变化发生在贸易结构上。最初的特许商制度早已演进为成熟的“海外贸易公司”体系。正德十五年，第一家股份制“皇明南洋贸易总公司”在广州成立，朝廷占股三成不干预经营，其余由各大商帮认购。随后，“闽海联合”、“江浙兴业”、“两广远洋”等十几家大型贸易公司相继诞生，它们组建自己的船队，设立海外分号，甚至投资开发种植园、矿山（主要在南洋和澳洲北部），将单纯的商品贸易拓展为原料、加工、运输、销售的全产业链。
与此同时，来自欧洲的需求也在改变大明的产业。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正德二十年后获准在广州、厦门设立商馆）对瓷器、丝绸、茶叶的庞大订单，催生了佛山、景德镇、杭州等地出现首批千人规模的大型工场。而大明商船从美洲运回的白银、从印度运回的棉花、从南洋运回的香料和锡矿，又反过来刺激了国内金融、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的技术革新。一条跨越三大洋的“白银—商品”循环已然形成，大明正处在这个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位置。
......
正德四十年夏，漠北，斡难河畔。
昔年成吉思汗兴起之地，如今矗立着一座完全由砖石水泥筑成的棱堡式城镇——“镇北城”。城墙上的了望塔里，身着新式野战服（土黄底色，利于隐蔽）的哨兵正用望远镜观察着远方的草原。城内街道整齐，商铺、客栈、学堂、医馆一应俱全，居民半是驻军家属，半是与大明贸易的蒙古、女真、回部商人。
城外二十里，一场规模空前的多兵种联合演习刚刚结束。参演部队包括：完全摩托化（以蒸汽卡车和早期内燃机车牵引）的“疾风”炮兵旅；装备最新式“正德丙型”连发步枪（弹仓供弹，射速每分钟十二发）的“磐石”步兵师；以及由蒙古归附部落精锐改编的“苍狼”骑兵旅——他们依然保持骑射传统，但装备了轻型马枪和骑兵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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