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水榭的“启蒙学堂”依旧，但内容却在悄然深化。朱厚照为皇长子朱载堃设计的课业，逐渐从单纯的知识启蒙，转向更具实践性和综合性的培养。他要在立储的“空窗期”内，为这个可能继承大统的孩子，打下更为坚实的根基。
这一日，水榭内的讲题是“赋税”。
朱厚照没有直接讲解《周礼》或历代税制沿革，而是命人搬来了几卷户部归档的、简化后的地方钱粮册副本。
“堃儿，你看这卷，是苏州府去岁缴纳的夏税秋粮总数。” 朱厚照指着一行数字，“再看这卷，是延安府的。两相比较，有何直观感受？”
朱载堃看着那相差数十倍的数字，老实回答：“苏州府远超延安府。”
“不错。那依你之前所学舆地知识，可知为何？”
朱载堃想了想：“苏州地处江南，水网密布，土地肥沃，商贾云集，乃鱼米之乡、财赋重地。延安地处西北，土地贫瘠，气候苦寒，且临近边镇，时有虏患。”
朱厚照点头：“这便是了。治国不能只看总数，更要明白数字从何而来，为何有此差异。赋税多寡，关乎一地民生、吏治、乃至边防安危。若对苏州竭泽而渔，则伤天下财源根本；若对延安索取无度，则可能激起民变，动摇边陲。”
他进一步引导：“若你为君，见延安府连年歉收，税赋难足，当如何？”
朱载堃沉思片刻：“或可减免赋税，遣使赈济？”
“减免、赈济，是治标。”朱厚照道，“或许更应思量，如何改善当地水利？能否引种更耐旱寒的作物？其地有何特产可资贸易以补不足？边镇守军屯田成效如何？能否以工代赈，修缮道路城墙，既安民又强防？”
他将一个简单的税收问题，延伸到了农业、水利、贸易、边防、民生工程等多个层面，旨在训练朱载堃系统性、创造性地思考治国难题的能力。这远非背诵经义所能及。
深秋，京郊皇家一处不大的织染作坊，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朱厚照轻车简从，带着乔装打扮的朱载堃和少数侍卫，出现在了这里。这是计划的一部分——让未来的统治者，亲眼看看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
作坊内机杼声声，染缸气味刺鼻。工匠们汗流浃背，专注地操作着略显陈旧但保养尚可的织机和染具。朱载堃好奇地观察着从生丝到成帛的每一道工序，听着作坊主小心翼翼地介绍工时、用料、成本、售价。
朱厚照低声问他：“堃儿，你看这一匹绢，从丝到成，需多少人工？价值几何？作坊主获利多少？工匠工钱几何？官府抽取多少税课？”
朱载堃努力计算着刚刚听到的数字，却感到有些混乱。
“不必立刻算出。”朱厚照道，“你只需记住这种感觉。朝廷每一条关于工商的政令，无论减税、鼓励，或是规范，最终都会影响到这样的作坊，影响到这里的每一个工匠和他们的家庭。为君者下笔时，当知笔下千钧重。”
回宫路上，朱载堃沉默良久，忽然问：“父皇，江西那种新式水力大织机，效率数倍于此。若推广开来，这里的工匠会不会无工可做？”
朱厚照眼中掠过一丝赞许，这孩子开始思考技术进步的社会影响了。“问得好。新机器提升效率，是必然之势。但也会创造新的需求，比如维修机器的匠人，运输更多原料和成品的人手，售卖更便宜布匹的商贩。关键在于，朝廷如何引导，帮助原有的工匠学习新技能，适应变化，而不是被变化抛弃。这亦是为政者之责。”
又一日，朱厚照特意安排朱载堃隔着屏风，旁听了由通政司转呈的几桩地方民间钱债、田土纠纷的概要陈情。这些案件琐碎平凡，却充满市井气息与人性纠葛。
听着小吏陈述某人借银不还、兄弟争产不休、佃户与田主因收成对簿公堂等事，朱载堃眉头微蹙。这些远离庙堂的“小民琐事”，与他平日所学的“仁政”、“王道”似乎相去甚远，却又无比真实。
事后，朱厚照问他感受。
朱载堃迟疑道：“儿臣觉其琐细，且…且有些当事人似乎…不甚讲理。”
朱厚照笑了：“民间纠纷，大多如此。鸡毛蒜皮，各执一词。然则，正是这万千琐细，构成了天下民生。官府断案，不仅要依律，有时也需酌情，考量人情、惯例、甚至当地风土。一桩案断得公允，可息一方纷争；断得不公，或使小怨酿成大祸。地方官吏的优劣，朝廷法度在基层的践行，往往就在这些‘琐细’之中见真章。”
他让朱载堃明白，治国不能只盯着宏大的战略和数字，更要能体察和理解这些构成帝国基石的、细微而复杂的民间生态。法律条文是骨架，而对这些“琐事”的处理智慧，则是让骨架附着血肉、灵活运行的关键。
皇帝对皇长子不同寻常的培养方式，渐渐不再是秘密。朝臣们得知殿下不仅读经史，还学数算、看账册、甚至出宫观摩工坊，无不感到惊异莫名。支持者认为这是培养“通晓实务”的明君，古之圣王亦重“知稼穑艰难”；反对者则私下非议，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将至尊之学降为胥吏之术，有失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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