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赵萍所获情报，宣帝登基之后，数次暗中召见韦贤、夏侯胜、史高等鲁地人士，以了解《谷梁传》的传播现状。
韦贤等人皆认为“谷梁学”乃鲁学，而“公羊学”为齐学，且“公羊学”在《春秋》的基础上自加了两年史实并妄议之，故《公羊》学不及《谷梁》学纯正，遂建议兴盛《谷梁》学。宣帝对此深表赞同，认为当大力倡导之。
新上任的明堂军情六处负责人姜虹亦女史（从三品）对这些儒学知之甚少，遂邀教育大臣柳下惠及三位教育大臣侍郎庄逍、庄遥、庄游请教，经其讲解，娜菌王妃与姜虹亦女史方略知一二。
《春秋》本为鲁国编年史书，载录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之史实。其之所以成为儒家经典，源于该史书经过孔子修订。而《公羊春秋》在此基础上加载至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史实。
孔子，儒家学派之代表人物，将其思想观点融入《春秋》，形成独特之“春秋笔法”。此笔法非但记录历史事件，更通过对事件之解读及赋予价值内涵，弘扬儒家之善念，抑制罪恶。
《春秋》遂被视作孔子以历史阐释儒家学派对诸般历史事件看法之典籍，遂成儒家经典之一。《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难于了解其主旨。
注释《春秋》的书，主要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
左氏即《左传》，相传为左丘明着，原名为《左氏春秋》，与《公羊传》《谷（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公羊传》《谷（榖）梁传》是从政治和思想方面去解释《春秋》，着者主观意识较强些，公羊与谷梁在礼教认知等诸多方面均有不同观点；而《左传》则从丰富的历史材料去诠释《春秋》，相对客观些，是故争议较少。
公羊即《春秋公羊传》（《公羊传》），由战国齐人公羊高所作，后由董仲舒大力弘扬之、于武帝时兴盛之；谷梁即《谷（榖）梁传》，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
另有邹氏、夹氏二家亦注释春秋，但知之者甚少，似已失传。
庄逍认为，在向汉廷权柄实控人霍光夺权的紧要关头，宣帝突然大力提倡谷梁学，并非是为了弘扬儒学，而是要为其父祖平反做准备，即是要利用谷梁学的“礼礼臣臣”将其祖家由“戾太子”恢复为“卫太子”之正统皇家身份。
毕竟其父祖一脉已被汉武帝从皇家族谱中除名（当时仅尚在襁褓中的刘病已，也就是如今的宣帝，其身份在皇家玉碟中得以保留），其所夺自帝贺的皇位的正统性略显不足，此乃宣帝心头大患。
观宣帝竟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公开宣扬谷梁学这一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端倪。这无疑表明宣帝及其所属的势力在与霍光集团的权力争斗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宣帝极有可能会趁势派遣高阶杀手，对其皇位构成最大威胁的帝贺展开刺杀行动。毕竟，帝贺的存在对于宣帝来说始终是一个心腹大患，只要帝贺还活着，宣帝的皇位就难以真正稳固。
因此，在此刻宣帝权势相对稳固的时候，他采取这种极端手段来铲除帝贺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基于这样的判断，庄逍诚恳地请求帝贺务必高度重视这一新情况，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来提升自身的安保等级，以确保自身的生命安全无虞。
对此，柳下惠和庄遥以及庄游深表认同。娜菌王妃和姜虹亦女史听完，也表示同意，即将上述情报及研判一并发送给帝贺。
戴惊鸿对此并不完全赞同。
自接管禹羌龙军第二军团以来，通过对金城太守许延寿这颗宣帝置于大西北的棋子的观察和接触以及李嘉城等人提供的情报，她认为宣帝对于新夏朝的存在及其背后的影子是帝贺的局势应是知晓的。
然而，宣帝对于禹羌龙军第二军团的白银大营和古浪大营并未采取实质性的军事行动，仅仅是进行了一些象征性的骚扰。对于新夏朝之前拒占五原城、袭扰朔方城以及抢夺汉军解救乌孙国的军事战利品等行为，宣帝也未深入追究。
不仅如此，宣帝还将金城的主要军事力量——赵充国麾下的铁骑调至河湟谷地，以打压杨雄的先零羌部队。
由此可见，宣帝利用帝贺势力对抗霍光之子霍禹的大西州计划已显而易见。
而宣帝之所以敢于从连妻子许平君被霍光之夫人霍显毒害都能隐忍的状态中走出来，想必是因为已至暮年的霍光之后，霍家子弟中再无能与之抗衡之人。
霍光寄希望于通过做出一些让步，来换取宣帝在其死后保留霍家势力的愿望显然是无法实现的。赌徒出身且擅长斗鸡的宣帝，必定会对霍光集团进行秋后清算。
然而，此清算之过程尚需时日，盖因霍光集团掌控汉廷权柄已近二十载，其势力于汉朝自基层州县至长安朝政内阁错综复杂，根基深厚，实难在短时间内彻底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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